功夫电影是华语电影最独特的类型电影，正如武侠小说是华语流行文学独树一帜的类型小说。也许我们的间谍小说比不上英国悠久，推理小说也不如日本丰感，奇幻文学及奇幻电影更加拼不过其他地区；可我们还有自己的武侠和功夫，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而功夫电影和武侠小说，正正是香港流行文化曾经红遍整个华人世界的本钱之一。假如我们今天真的要像部份右翼本土论者所说的那样，告别中国，同时清算香港本土里头的“大中华遗毒”的话；我们是否也要一并清算几十年来的港产武侠小说和电影呢？
这么讲，是因为整部香港武侠小说和功夫片的历史几乎就是一段“大中华胶”的炼成史，而且胶得没完没了，越演越烈。就只以一般大陆人熟悉的香港功夫影视英雄人物来说好了，黄飞鸿、李小龙、霍元甲、陈真，乃至于近几年“走红”的叶问，这些人的最大共通点就是全都打过老外，以德服人不敢说，武压远夷倒是真的。
被上述这些人物用我中华健儿传统武术制服过的共有：俄罗斯拳王、意大利西洋剑客、日本浪人以及柔道高手、英国枪队，甚至东南亚土族中的流氓……，族繁不及备举。几十年来，不同演员饰演上述人物，不同导演借题发挥，但其中显露的种族意识和民族热情则始终如一，为的就是要踢掉那块辱华木板，证明中国人也可以进公园。还有比这更“胶”的大中华意识吗？
再说远点，这股我武维扬的气概甚至还可以往前推到胡汉不两立的古代。例如金庸，波斯圣火令功夫固然了得，可还是得有中土九阳真经的底子才能真个使开。金轮法王固然厉害，但究竟抵不过我汉正道。蒙古铁骑是破了襄阳城，西域的欧阳锋也是五大高手之一：不过，他们全是反派，不足为训。
到底是什么心态，什么背景，使得香港不只能不断生产这类在想象中让中国（或者至少是汉人）盖过了全世界的作品，而且还要深深地爱上他们，引以为豪？这大概是个有趣的题目，但我不打算深究，因为我只是想要藉着它来说明，某种中华情结与民族情绪从来都是香港本土的一部份。要是真正全面地审视香港历史，就会发现“中国”始终内在于香港的文化意识，难以割离。只不过这个“中国”并不完全等同今日政治意义上的中国；它复杂，它多变，在历史中不断和现实政治角力、协商，随局势演化出不同的关系。正如金庸曾经被禁于两岸，后来却又奇异地成为两岸首脑的座上宾一样。
之前我们说过，在英殖年代，香港有过一段国家机器不主动型塑政治认同的罕见经历，它既不想让港人把自己当成（政治上的）中国人，也不想让港人以为自己是正宗英国人，只愿我们维持一个非政治的香港市民身份。虽说国家机器不介入，但这并不表示香港没有一个民间的、未经国家机器教化的身份认同。有些论者如徐承恩便由此构造一段“香港前现代的族群史”，试着指出香港人在成为香港人以前，早就有了一种“前香港人”的身份意识养份（参见徐承恩〈香港人千年史：本土意识的前世今生〉《本土论述2013-2014》）。此说的根据来自研究民族主义的名家Anthony Smith，他反驳盖尔纳、霍布斯邦与安德森等前辈学者，认为现代民族主义出现之前，一种人我有别的族群认同就已经存在了，并且构成前者的基础。
没错，要是站在“香港民族”是一个有待实现的大计的立场来看，你的确可以把从前港人有过的身份意识归纳成一组“前香港人”认同。可是换个角度，我们同样也可以把那些庞杂含混的东西说成是种“前民族国家”的华人身份意识（或者是徐先生和我都比较偏好的‘南方海洋华人’身份）。也就是说香港人在近年以前对于认同中国人这一点上几乎是没有异议的，只不过那个认同的内涵千奇百怪、极不稳定，和两岸经过国家机器构造的中国身份都不一样，既包含了现代民族国家成立之前的残留，也和现代民族国家交流对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香港出现过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渴望北归的传统左派“中国人”；也出现过认同中华民国，希冀“自由世界”打赢冷战的右派“中国人”。有些人会在这“并非吾土”的殖民地上盼想一个纯而又纯的“文化中国”；又有些人则秉持着南洋华人务实的买办传统，把中国当成一个营利网络的背景和道具（开拓全球华人市场可能就是港产武打片不专注‘本土题材’，反而高举中华意识的原因之一。最明显的莫过于黄飞鸿电影的变化，早期关德兴主演的系列几乎没有多少拳打老外的情结，可能是那时候的黄飞鸿电影还是单以本土粤语观众为对象）。
香港有过这么多种中国人，这么混乱而又彼此矛盾的中国意识，它们全都是具体存在过的本土记忆，“中国”则是它们最抽象的公约数。好比我们的武打影视，打败洋人日本鬼，这是左派右派都不会有意见的好题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