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地说，我算不上与共和国同年。50年前，当新当选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宣布这个共和国新生的时候，我已经8岁。但小小的我实际上已经在和共产党的政权同步前进：这年春天，作为干部子弟小学的学生，我随着南下的解放军进入天津，随即又被送进刚刚进驻北京的子弟学校。毛泽东宣布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我还太小，没有到天安门广场去放鸽子，那要到我进了初中，到共和国五周年大庆的时候。
1959年，共和国已经十岁。十年，对政治决策者而言，不算短了：政绩，已经显现；而缺点和失误，也难于遮掩。那年我18岁，即将从高中毕业。虽说生活读书的地方距离共和国决策中心中南海不过几公里，里边发生的一切，其实一点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建国初期的镇压和肃清“反革命”运动；不知道全国的土地已经以“公社化”的名义全部集中到政府（也就是共产党）手上；不知道农民只能按照政府的安排耕种，并且只能把产品以规定的极低的价格卖给国家。我不知道知识分子们不但一律脱下了西装，换上了干部服，还“自愿地”接受了“思想改造”；即使如此，只要他们敢于表达一点独立的意见，哪怕只是向共产党提出建议，也会被视为敌人——他们当中的55万人已经被送到偏远的乡下“改造”去了。曾经是共产党的盟友、还象征性地算作国旗上5颗星中的一颗的“民族资本家”们也难逃被剥夺的命运。他们脸上挂着笑——哪怕心里流着泪——“自愿”交出了他们的财产。
不但我这样的中学生，全国几乎没有几个人知道的是，愤怒正在毛泽东心里积蓄。三年前召开的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他的阶级斗争理论被淡化；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和发展党内及人民民主被提出。最让他难于容忍的是，下一届党代表大会，将设立“名誉主席”——简直就是针对他。用他的话说，他简直就成了一块“供在那里的祖宗牌位”。而就在那年夏天，他利用“左派”，把与他共事30年，在所有最困难的时刻支援他，唯一一个愿意替他到朝鲜作战的元帅彭德怀打成反党份子。我们并不知道，中国在那时候已经没有了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开明的、关注民众的共产党领袖，只剩下毛泽东战战兢兢的追随者。
对过去十年间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不清楚，也不想把它弄清楚。我们相信党，党会为我们安排一切；我们相信《人民日报》，它会告诉我们应该知道的一切。我们知道大跃进中每亩地打万斤粮；我们知道中国农民都已经变成了有组织的公社社员；我们也知道坏人（右派和右倾份子）曾经反党，而光荣的党已经成功地把他们镇压下去了。
我们不知道这些，不知道1950年代共产党和毛泽东所造下的罪孽会对下半个世纪的影响，我和我的伙伴那时只享受着花季少女的浪漫与兴奋——只不过我们的浪漫兴奋是革命式的：我们在天安门工地上义务劳动，参加所有“军事体育”项目，而在“十一”国庆之夜，则满心欢喜地在新的广场上跳舞——没有谁会想到，30年之后，我们的孩子会在这里抗议和流血。
1969年的“十一”，就我个人说来，已没有任何喜悦而言。28岁的我已经有了家，有了一个奶娃。然而，就在这任何正常的普通人都应当享受的甜蜜时刻，我们家却在匆匆整理行装。虽然我们夫妻都是导弹工程师，却已确定被遣送到中国陆地的最南端去“围海造田”。一岁的女儿不能带在身边，只能寄放在一个陌生的不必“通过劳动改造自己”的工人家里。那年，共和国其实是有它的“大喜事”，这就是毛泽东努力拖延了将近十年才召开的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会上，不仅他本人被推到了连中国历史上的“秦皇汉武”都不曾有过的荣耀的高位，他的夫人和他的“左派”战友也都被“选”入最高决策机构。非无产阶级分子在“阶级大清洗”中被斗争、被侮辱，包括共和国元帅和主席。他们都死在这年，死得没人知道，连他们的太太都不知道。已经三十岁的我开始清醒：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1979年三十年大庆时，天安门广场是平静的。但人心——干部们，我们这些三十多岁的知识分子们，还有侥幸挨过了大饥谨的农民们并不平静。而且，这年的兴奋激动不像建国初期或文革期间，遭遇“被发动”，而是向来不轻易流露情感的中国人的一种发自内心的快活、一种活力的迸发——因为，改革开始了！共产党开始明智地纠正自己的过失，共和国的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果然，五年后的35年大庆，站在天安门上的邓小平收获了新中国唯一未经“组织”就出现在游行队伍中的横幅：“小平您好”。这年，我放弃了工程师的位置，开始了我的职业作家生涯。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却是我自己的抉择。我以为，与我的倍受折磨与蹂躏同胞直接对话，中国作家会有所作为。
又是十年过去，1989。在共和国40岁而我48岁的时候，天安门广场死一般的寂静，没有游行也没有狂欢。这倒不完全因为长安街和纪念碑上有镇压的弹孔需要修补，而是北京市民正以沉默来表达他们从来没有过的失望和愤懑：这个他们拥护了40年的政权向自己的人民开枪！“十一”那天，我正被拘押在秦城监狱的单身牢房。我曾经那么信赖的《人民日报》已经在一周前宣称我为“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走狗”。对此，我不服。我正在为自己起草辩护状。
1999年的50大庆是前所未有地奢侈与辉煌。北京刹那间变得安静和干净了，因为外地民工已经强行遣返，污染空气的煤炉也暂时不可以再用。大家底下流传着的是，政府将花费上百亿来办喜事，虽然人口已经膨胀到13亿的共和国举步维艰：五千万工人下岗；一亿孩子没有学上（此数据有误——编注）；国土的血脉，50年前曾经那么欢快慷慨地奔涌着的北方和南方一条条大河，正濒临干涸。58岁的我此时成了一名在自己的国家不能发表作品的“作家”——我的作品在我的祖国已经被禁10年。
2009年，共和国“花甲重逢”。第三次浪潮和全球化机遇加上中国独有的“低人权优势”，造就中国GDP高速增长20年和外汇储备全球第一。中国政府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世界上最有钱的执政当局，同时面对着十几亿“生不起、读不起、住不起、病不起、死不起”、“仇官仇富”、随时都会因“非相关利益”走上街头，酿成“群体泄愤”事件的愤怒民众。于是乎，在金融风暴的严寒中来一场炫富炫武的大阅兵，成了政府向人民示威的最高表现形式。
2010年10月，中国会怎样？
2009-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