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关于中国人民素质的世纪之争

1946年12月,南京。国民大会制宪会议现场,会务接待。

一、关于中国人民素质的世纪之争

200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日子。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同大家讨论一下“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号的深远复杂含义,及其牵涉的几个基本的、大多数中国人长时期以来持续关心的问题。

在中国传统中,60年是一个甲子,一个生命的周期。从1949年10月1日到今年10月1日的60年里,有一个基本问题,需要放到一个长背景中予以理性的辨析。这个问题就是有关中国人民的素质。这些年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海外,无论是在中文的学术和传媒圈里,还是在我本人读到的以英文为主的外文圈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都非常的刺激。这个问题不久前又因为海内外火爆争议演员成龙有关“中国人是需要管的”言论,变得格外引人注目。

为什么对中国人民的素质问题,必须以理性的态度去讲明?因为在近年来的讨论中,那些认为,或者鼓吹,或者宣传——这几个动词背后的含义是不一样的——这个观点的人们反复论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还不适合逐步进行民主化改革,一个根本的原因,或者说障碍,就是中国人民的素质太低。因为素质太低了,一旦进行切实的民主化改革,就会坏事。中国的人口规模世界最大,这本身就给这个超大型国家的政治改革带来一些特别的难处。又加上中国13亿人的素质又很低,那当然,在中国欲推行民主化改革,就要挨批。最轻微的批评是“不切实际”,重一点的批评呢,是“蛊惑人心”。

那么,中国人民的素质究竟怎样?这是第一个问题。给定中国人民的素质是这样或那样,也就是在某个水平上,能够不能够、应该不应该推行民主化改革,是第二个问题。因为篇幅有限,我们不可能把历史,尤其是政治史和思想史回溯得太远,我们就是从19世纪后期讲起,这一个多世纪可以说是中国两千多年来经历过最剧烈变动的时期。从19世纪末到当今的120年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60年,我们就把这120年的前60年和后60年里,有关中国人民能够不能够、应该不应该切实推进民主化改革的争论,做一个比较性的回顾。

严格地说,中国人民的素质这样一个问题,在19世纪末以前,是很难被提出来的。因为在中国两千多年帝制的政治传统和政治文化中,“民权”、“人民主权”的观点,要么不存在,要么是在非常边缘的状态下,进入不了政治文化和政治实践的主流视野中去。在中国两千多年皇帝专制的政治传统下,人民的素质和人民的权力这个关系,在我们今天看起来,是很扭曲的形式。这个扭曲的形式就体现在,中国皇帝“法统”的基础、“法统”的本源,是在家庭血缘关系这种形式上展开的。

每个读过几年书的中国人都知道,在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里,有八个字体现了中国帝王专制的家庭伦理基础,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它的含义很明白,就是皇帝和底下人(臣、民)的关系就和父子关系一样。在传统家庭中,父子关系是一种什么关系呢?父子关系是一种不可以被改变的关系,一个孩子出生以后,一岁的孩子,你在你爸爸面前是孩子;到了十岁,你说:“我已经十岁了”,你在你爸爸面前仍然还是个孩子。到了三十岁,“三十而立”,你和社会上其他人的关系可能都变了,你是个成年人了,但是你在你父亲面前,还是个孩子。如果你的父亲长寿的话,即便你到了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的时候,你在你父亲面前,仍然是一个晚辈。中国传统的皇帝专制,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延伸的、扩张的家庭关系之上的,这是它的“法统”的逻辑。

这样一来,在传统的皇帝专制的政治理念、政治道德中,人民,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在统治者面前,永远是“小民”、“小人”,小孩的“小”;或者“子民”,儿子的“子”。那么皇帝呢,即使是新登基的、年纪很小的——中国历史上还有抱在怀里的皇帝——他和底下亿万“小民”、“小人”、“子民”的关系是不变的。普通老百姓,六十岁、七十岁,在皇帝面前还是“子民”。也就是说,在皇帝面前,你是永远长不大的。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专制主义是“宗法制”的,指的便是这个意思,就是统治者与人民的关系,是父和子的关系。

那么,在这样一种关系中间,人民的素质,从一个个的个体来说,即便读了圣贤之书,考科举,进而做了皇帝底下的大臣,那时不管你自己作为个体怎么提升了,而作为一个阶层,你永远不可能在皇帝面前变得“素质”足够高,能力足够强,以至于你可以把皇帝手中的权力去分享,这是不可能的。所以,19世纪末到中国来传教的一个美国人,他是卫斯理教派的,中文名叫何天爵(英文原名Chester Holcombe),他1869年到中国来,开始是传教,然后又在美国驻华使馆里做翻译,做代办。在中国呆了16年后回到美国,1895年出版了一本书,中文译名《真正的中国佬》,这本书对于美国人怎么看中国,英语世界的人怎么看中国人,影响深远。

何天爵因为在中国呆了16年,对社会很多阶层都有切身的交往。他对问题的观察,相当的到位。他在这本书中说:“从理论上讲,把中国的政治制度认为是专制政治一类也许是有道理的,但是就其实际运作来看,这一论断不够准确。”他说这种体制其实是“简单纯粹的家长制的统治”——“家长制是中国政治政府体制的理论基础,而家长制,又建立在这种古老的,对一家之长的绝对服从和尊崇至上。”他说这种制度专横的主要成分在于,父亲对于孩子拥有绝对的权威。这种宗法制在那时的中国,依然是普遍盛行,而且有严厉的强化趋势。这种理论的根源很简单,父亲是孩子的绝对主人,只要父亲一息尚存,儿子就有责任和义务尽忠尽孝。儿子永远是儿子,只要他的老子还在,儿子便永远没有独立的出头之日。只要父亲存活一天,儿子就要服从一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在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传统和政治文化中,“子民”永远没办法把素质或能力,提高到能够当自己主人的地步。你老大成人了,也永远是一个“子民”;中国农民称呼皇帝,则是“皇帝爷爷”,哪怕皇帝年纪并不大。我们家乡的老农民一直到1960年代中期,还把毛泽东喊作“毛爷爷”,很少叫他“毛主席”。“毛爷爷”的意思,就是毛皇帝。

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一点,简要概括一下就是:在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体系中,中国人民的素质,是永远不可能提高到享有政治主导权的水平的,不论他们读过多少书、受过怎样多的教育,因为他们被那个制度安排在一个天然的、永远不可能更改的父子关系的伦理逻辑之中。在统治者眼里,他们永远是“子”辈。

这种中国人民两千多年里始终“长不大”的状况,一直到20世纪中国经历了一场大政治转型,才有了变化。那是我们下一篇故事的主题。

二、提高中国人民素质20年够了

到了二十世纪初,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被辛亥革命推翻了。千万不要忘记,在亚洲,中国是最早成立“共和国”的——1911年。不过,对“共和”这两个字实际上的、原来拉丁文本源的意义,在中文的翻译中,却体现的非常不明确。因为在中文中,一讲“共和”,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五族共和”,多民族联邦制的意思。而在拉丁文里,“共和”(res publica)由两个字眼组成,“publica”,公众、公共;“res”是一个介词,相当于英文里的of,连在一起的含义是:国家不是私产,不管是以怎样的形式体现出来,比如说是一个人所有,那就是独裁制;如果是一个家族所有,那就是monarchy即君主制;如果是一个小集团所有,那就是寡头制。

而“共和国”这个国号强调的乃是:国家是所有公民共同的财产。因此,所有公民对国家事务都应该有自己的一票,有自己对政治共同体的参与权和决定权。在人类历史上,这是一种了不起的政治体制的进步,古代罗马就有了雏形,也就是罗马共和国。那么,在整个亚洲,最早把自己国号定为“共和制”的,就是我们中国。1911年成立的“中华民国”的国号,The Republic of China,严格讲起来应该翻译成“中华共和国”;辛亥革命的思想先驱邹容提出的“立政大纲”六条之第一条,便是推翻清王朝之后的中国“定名中华共和国”。

辛亥革命建立起来的这样一个“中华共和国”,当时为了对不太熟悉西方政治传统和政治制度的中国民众,来凸现这种新政治体系和以前清朝、明朝等历代皇帝家族所有的传统制度最根本的区别,于是就把Republic of China译为“中华民国”——即皇权变成了民权。到了中华民国实际运作的阶段,中国人民的素质这个问题,就变得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非常突出和重要。因为你现在已经是一个民权的国家了,人民的素质对于这个民权国体的运作,对于民权的架构细节,就有了根本的、决定性的意义。所以,在自定为民权的国家里,有关中国人民素质的争论,就变得有血有肉。

在当时,主导的意见是中国人民的素质可能在其他方面还不错,至少不比亚洲其他国家的人差,但是在行使政治权力方面还不够高。原因也不难解释,因为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民权从来没有成为一个政治现实,虽然在中国哲学和政治思想中能找到一些萌芽。中国的民众在中华民国之前,从来没有过参与政府的构成和运作、政府的改变这类实践的过程。所以,在中国不能马上就实行全面的、彻底的人民主权。我们都知道当时孙中山(1914年7月)提出了著名的“三阶段”论,就是中华民国政治发展的初级、中级、高级阶段的蓝图。

初级阶段就是“军政”,军事政治、军事政府,因为那时中国是分裂的,军阀混战,还有东西方的列强、殖民主义的侵略和掠夺。所以第一阶段中华民国的政府是以军事为主导,首先是要统一,要把殖民主义势力驱逐出去,以军政的手段确立“国权”,就是国家的独立完整。中级阶段是“训政”,通过教育、公共生活、文化,通过一切传播手段来使中国的民众逐渐掌握民主的操作经验。所以孙中山特别强调,民主不是写在纸上的,要去做,是一种生活方式。在训政的阶段,上层是精英专权管治,但也包括逐步推广的基层民主操作,可以说是“有限的民主”吧。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到台湾去做调研,就亲眼看到了“训政”末期的实际状况。虽然上层是有限度的专制独裁,但台湾地方一级的选举,从乡村一直到县一级(台湾小,它的县级实际上仅次于“中央政府”,等于是中国大陆的省级)的议员、官员,基本上是海选,来真的。当时我很惊讶,因为这比我们大陆要先走了好几大步!陪同我参观选举的台湾记者和研究生说,台湾在白色恐怖很厉害的时候,就是蒋介石时期,基层选举还是定期进行的,当然有很多的猫腻。所以我是目击了国民党“训政”阶段后一部分的,那便是通过公民教育和基层的民主实践,来使中国民众知道如何运用民主的方法和程序,来提高他们的素质。

在这个阶段以上,就是孙中山一代人要实行的终极目标,那就是“宪政”,颁布宪法,以根本大法来制约从最基层的政治活动,到最高层政府的构成和运转,均无例外。在中华民国的宪法里,那些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民主权,带有明显的林肯标记,“民治,民有,民享”。国民党用的术语挺有意思:“宪政”就是“还政予民”。这说明他们内心里认为政权本是属于人民的,只是暂时代管一下,不敢老攒在手里不放,不敢搞“专政万岁”。

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孙中山及其同志们对民权怎么一步步落实的设想,还是蛮真诚和切合实际的。真诚和切合实际在什么地方?首先,“宪政”作为终极目标这一点是毫不含糊的,是公开的承诺。第二,他们有一个大概的时间表,也不是很长,就那么二十年左右的过程,几年时间里用军事方法把中国统一起来、把军阀问题解决、把列强驱逐、把“国权”即主权问题解决以后,下一阶段就是十多年的“训政”时期(原定为1935年截止),然后就进入“宪政”。按照这个时间表,从第一阶段进入第三阶段全部就是二十年,那时中国人民的素质,就达到能够实际行使政治主导权的水平了。

然而,很快就出现了日本的侵华战争。到了这个时刻,中国人民的素质问题就变得格外尖锐了,为什么?因为第一,日本有很多政界、军界、学界、工商界人士从明治维新以后就越来越大声宣讲,中国人的素质太低,管不好自己。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先进国家,又是近邻,要当仁不让地管理中国,这乃是日本领导亚洲迈向现代化的“历史使命”(所以2009年4月成龙在博鳌论坛的言论“中国人是需要管的”传开以后,立刻就有海外学者指出,当年东西方列强推行殖民主义的时候,也是这么论证的)。

第二,那个时候中国出现了实际上的多党文武竞争制,执政的是国民党,由蒋介石当领袖,但只能有效治理华东地区,此外还有很多小的和中等程度的政党。在这些中等程度的政党中,有一个和其他一切政党“君子动口不动手”(即没有自己的枪杆子)都不一样的党,就是中国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武装起来的、闹革命的党,文的武的都来。抗日八年中间,在政治领域里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就是,在战争这样一种特殊情况之下,在国难当头的危亡时刻,中国人民的素质可不可以实行政治民主化的改革?还能不能够按照原来孙中山的设想、国民党的承诺,稳步的、明显的、切实的从训政提升到宪政的高度?现在回顾一下,在那场争论中,对哪几个问题耗费的精力和笔墨最多,达成什么初步的结论,那实在是一笔宝贵的遗产。这个今天读起来令人惊诧的内容,乃是我们下一篇的主干。

综上所述,在二十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前,中华民国的那一阶段,有些时候还是孙中山健在的时候,那个时候对于中国人民的素质如何,有了全新的观念——因为皇帝专政制度被推翻了,中国人民不再是永无提高素质的可能了。那时候对于中国能不能够把民主制变成一种实践过程,也有了相当明确的认识。这个认识体现在,中国这样一个两千多年里基本上民众缺乏参与政治决策过程,因此现代民权的普及和扩张会有严重障碍。对此不可低估。同时,又提出了即便在今天看起来也相当实际、相当合理的实行民主政治“三阶段”的构想,并且有相当明确的时间表,总共就二十来年(从1914年起到1935年止),中国人民的素质就高到能够行使普选权,从下到上直到可以选举国家一级的领导人。这说明那时候国民党中的一些先进分子(国民党中间也有不少反动分子,他们的主张下篇再细说),并不是在忽悠中国人民——大家都知道,没有明确时间表的民主化改革方案,则多半是忽悠人的,因为那是一道美丽的地平线,你三代人都走不到。

1946年12月,南京。国民大会制宪会议结束后国大代表们步出会场,记者拥堵采访,在这次会议上表决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至今有效。

三、批驳“对全国人民的一种侮辱”

就像我上一篇所讲的,到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在民族生存、国家领土完整受到外敌大规模侵略的威胁的情况下,怎么看待和处理民族救亡和民主改革之间的关系?这个现实问题的争论在当时的中国,变得既尖锐又迫切。坦率地讲,在我所阅读过的材料中,虽然从纯粹的理论、纯粹的概念、象牙塔的学术角度来看,1937—1946将近十年里产生过更精致、更细腻的文献,但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些能把中国人民素质和中国在国难当头情况下能不能够、应不应该实行民主改革的问题,放到一个大众对话、公众讨论的层面上展开的资料。讲得最好、通俗易懂的言论,大部分都是集中在中国共产党的报刊上。

八年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它最重要的官方报纸《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上,以及中共重要的发言人,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评论、建议的有意义之处,我觉得就在于他们不仅把民主作为一种政治架构和体系来看,同时把民主作为一种过程来看,特别是从过程的先决条件来看。我们知道现在英文里有一个流行的说法,“democracy as argumentation or democracy as arguments”,讲的就是民主作为一种讨论的方式,民主作为一种公众对话的过程,对于民主制度的运转不可缺少。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及其战友们的言论,特别值得回顾关注。

可以把抗战期间中共的正式言论细分成几个部分。第一部分属于总纲,中共特别强调和批判的是,中国的领袖蒋介石受法西斯政治哲学的影响太深。我们知道,当时蒋介石军队里最重要的军事顾问是来自于德国的。在日本侵华的早期,德国还在其中调解和斡旋,在这之前卖过先进武器给南京政府,等等。所以在中华民国的那段时间,德国是给予支持的同情国家。对蒋介石及其周边的一些人来讲,希特勒那种领导权的模式,显得非常有效,非常有助于把一个受列强欺负的国家,从不公正的状态下扶持起来。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是战败国,列强对它施加的战争赔款、对它常规军事力量的限制、对它领土的割让、对他们民族自尊心的挫伤和侮辱,说不完。希特勒把纳粹运动开展起来时,称之为人民的革命运动、民族的复兴运动。这种领导权的模式,给了蒋介石深刻的印象。这就体现在蒋介石模仿德国,在中国实行的那套“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一元化体制。蒋介石的圈子从意识形态、政党和领导权这三个方面,实行“三个唯一”。他们论证,只有实行这“三个唯一”,才能使中国在内交外患的情况下,集中全国的力量,为了一个目标,高度组织、动员、发挥起来。

当年中共对他的批评就是:你看看这个战争的双方,一方是以美国、英国为主导的国际民主势力,另一方是以德国、日本、意大利为主导的轴心国法西斯阵营。中共就讲,你们很清楚,在这些民主国家,所有公民都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他们对国家的认同,非常自觉。因此,在国家危亡、陷入战争的时候,就特别能唤起整个民族、全体人民的力量。中共就讲,那些战争年代国难当头,不适合实行民主化改革的言论,只不过是蒋介石这帮人要想把中国变成一个法西斯政治体制的吓唬人的借口。

在中共全民民主启蒙的总纲之下,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大会上(1944年3月12日),周恩来就讲,我们必须要对外独立,但只有对内民主,实行了宪政,给人民真正的民主和自由,才能赢得这场战争。关于时间问题,周恩来说,我们也一向主张,在抗战期间召开国民大会。在这个时候,如果还不让人民进行普选,不让人民讨论国事,不让人民实行地方自治,那怎么能够动用全国的力量,来抗拒日本的强权呢?毛泽东也反复申明,中国当然需要统一,但这种统一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在民主选举的政府上。统一在军事上尤为需要,但是军事的统一也应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

关于中国人民的素质,中共特别批评这么一种主张:“目前再来公然反对民主政治,似乎是不可能了。目前再来企图根本否认民主政治对于抗战的重要,似乎是不可能了。于是反民主政治论者就来一套新的法宝。他们说,民主政治是好的,但是我们的国民不好,不能实行。他们说,我国人民素来缺少教育和自治的训练,如果贸然实行,就要产生不好的结果。所以现在实现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见《新华日报》1939年5月25日社论,题目是《民主政治问题》)

我们从这个措辞上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共反对的就是要过“若干年”以后才能实行民主。这个“若干年”,通常理解当然不会超过十年,中共当时就已经觉得太慢了,拖得太长了。这个社论就说:“至于民众教育程度和自治能力的培养,这自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要知道,民众的参加抗战动员,民众自身的民主生活,是他们受到训练和教育的最好、最迅速的方式。”所以这个社论讲的很清楚,你要觉得中国老百姓的水平素质还不够高的话,你一定要找到一个途径,使得他们对于民主的过程、民主的方法、民主作为习惯,有亲身实践的机会。中共指出,在战争期间,如果实行民主政治的话,正是训练中国民众的能力和素质的一个基本途径。

中共在其控制的解放区,以实际来证明中国人民并不是像主张实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那些人讲的,素质那么低下。解放区在当时的中国,无论是教育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还是通讯和交通,都很低——因为是属于“边区”嘛,特别穷困落后。当时中共就讲,“在我们所控制的这些边区里,我们就已经在实行民主政治的实践了”(《新华日报》1946年1月24日评论)。它还讲了一些实例,“这是一个老问题:中国广大人民文化水准太低,致使有些人怀疑他们是否有运用选举权的能力;反对实行民主的人,更以此为借口,企图拖延民主的实行,并从而诬蔑解放区的民主选举……这种说法,不仅是诬蔑解放区的人民,而且推论下去就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民还无法运用民主选举,还应当由他们继续‘训政’下去。居心何在?”

这个社论就描述,解放区没有怎么受过教育的农民是如何实行选举的:他们虽然不识字,但可以发给农民不同颜色的豆子,还有玉米,然后被选举人坐在那儿,背朝着选民,看不见,无记名。在每个被选举人的后面放碗,不同的豆子代表不同的人。还有照片,讲的是在黑龙江绥化县,在共产党领导土改以后,选举政府委员的过程。关键在于你要认真的实行民主选举,只要你认真实行的话,选举的技术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的。“(解放区)这些方法的创造证明了只要有实行民主的决心,人民的文化水平低与不识字都不会变成不可克服的障碍。那些信口诬蔑解放区选举,并企图以此来拖延民主选举之施行的谎言,完全没有事实根据,才真是‘对全国人民的一种侮辱’哩。”

所以,当时中国共产党不但从理论上批评蒋介石他们“三个唯一”的模式,而且用自己在解放区选举的实际过程,来反驳在一个教育、文化、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社会里,人民不应该给予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外敌入侵国土、前线血流成河的非常时刻,中共坚信一个民权落实的中国,一定会是一个民心一致、民气高涨、不可屈服的中国,不许国民党中的反动分子老是重复“对全国人民的一种侮辱”。这些年来,我们经常听到一种论调,说我们中国的国际环境如何如何紧张,西方东方南方北方的敌对势力怎样试图分裂我们国家,我国的敌人数也数不清,因此我们不可以搞民主。这种论调,早在60多年前就已经被中国共产党驳斥过了,且不说中国今天的国际环境,与抗日战争的时候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也许今天有些人会说,当年倡导中国完全能够实行民主化改革的言论,不过是一种宣传,是蒙人的。我不完全这么看。也许宣传机器里的有些领导是在蒙人,但还有很多当年投奔延安、报国抗日的志士,是冒着家破人亡的风险去的,是“手里提着脑袋”为民族独立、民主强国、民众富裕的崇高目标而搏斗的。这些理想主义者当年的思考和言论,是中国当今一代和后代不可遗忘的政治思想财富。在下一篇里,我们还能看到60多年前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一些更精彩和更具体的民主化建议,包括怎么样通过一套软的“系统工程”,摆脱“专制主义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愚昧宣传教育,医治一些国人的脑残,来尽快使中国人民的素质,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四、回到60年前,走向未来

针对国民党中的反动派——按照194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定义,反民主的就是反动派,因为民主化是世界潮流——宣扬那时候很多中国老百姓素质低,不能让他们选举和被选举,中共反驳说:你要检讨一下你们制订的国家教育体制。既然我们要让人民尽快提高自己的素质,那么你政府就不应该对人民实行“奴化教育”,就应该把民主国家的民主主义、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教育方针,变成中国的教育实践,而不是用愚民的教育方式搞坏民众的心智。

那时中共还提出另外一个重要渠道来提升人民的素质、开辟他们对民主理解的渠道,这就是独立自由的报刊言论。《新华日报》好多文章指出,如果执政党对那些独立的言论阵地进行封锁,同时在自己的阵地上,就是国民党官方报纸上,经常散布误导和不实的言论,那你不就是在用宝贵的纳税人的资源在做与提升人民素质相反的事情吗?1945年9月1日的《新华日报》说,“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还看到欧美的报刊在抨击中国的检查制度,使我们羞愧的是,在这么长的岁月中,竟然还有人为这种检查制度辩护,用‘国情不同’之类的话来替这种制度辩护。甚至还有记者摇身一变,变成新闻检察官,用剪刀和红墨水来强奸人民的公意……连阿根廷、战败了的日本都已经取消检查制度了……对于这把扣紧人民咽喉的枷锁还不胜其眷恋之情。”

所以,那时候中国共产党不仅提出民主在中国是一个能够和应该实践的过程,还具体提出了如何在公共生活中尽快提高国民素质的两个关键领域。一个是教育,反对奴化教育,要实行民主的、思想言论自由的教育;第二,对大众媒体取消检查制度。毛泽东当年在会见一个左派美国人士谢伟思时有个谈话,刊登在1944年的《新华日报》上,北京《党史通讯》1983年21期上又重印了这个讲话。毛说:“我们的经验证明,中国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并不需要什么长期体验、教育或‘训政’。中国农民不是傻瓜,他们是聪明的,像别人一样关心自己的权力和义务。”和毛的言论完全呼应的,是中共二把手刘少奇的言论,刘也是抨击国民党的“三个唯一”,也就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刘的讲话后来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刘少奇选集》上卷172-176页)。刘说:“在全国,由于国民党不愿意结束一党专政,不愿意还政于民,民主仍然还只是宣传的口号”。“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够选举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来管理。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这也是包办不了的。”

当时中共的口号就是一定要建立一个多党制的政府,人民拿选票来选择政党。《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的社论高呼:“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在望,首要的任务就是还政于民,就是把人民应有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真正交还给人民。如果离开这四种人民权利,甚至任何人民应有权利都不交给人民,而高唱实施民主宪政,还政于民,那就未免是空谈了。”

这方面的资料太多,不能一一引用,我读过多遍,感受良深,常常抚卷叹息。直到今天我们都可以看出来,这些言论绝大部分充满了对于民主的真挚热情,对于那些鼓吹“中国人民素质太低,不能实行民主”的观点充满了深刻的憎恶。(可以断言,要是那个时代的中共报刊社论撰写人读到今天的五毛党们,如此每周每日兢兢业业绞尽脑汁地说民主制度的坏话、贬低中国人民的素质,他们一定会气得吐血。)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看,中共的那些论点并不包含很复杂的概念系统,也没有学理方面的创新。但是从论证民主应该作为一种实践、而不是作为纸上蒙混人的空谈,中共那时的言论具有非常宝贵的教益,至今完全没有过时。

所以,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中共与全国人民有一个春天的约会,那就是要立即实行上面它所庄严承诺的民主宪政。为了表示要比国民党更尊重民权,对于要采取哪种名号,有好几种建议,最后采纳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和“中华民国”的英文名Republic of China相比,多了一个词“人民的”。也就是说,6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这个国号向国内外传递出去的信息就是,在国民党执政中国的几十年里,Republic(民国)里的民权没有得到全面落实。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要把那些没有实现的民权,立即地真正地给予人民。

这个承诺在60年以前就正式提出来了。那么,60年后的今天,中国人民中的大多数——如果有人说他不相信,那就来一次高透明度的全国民意测验——要求当政者根据这个春天的约会,来落实“人民的共和国”最基本的一条即权力在民,“就是把人民应有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真正交还给人民”。这个要求并不是跟当政者作对,因为这是中共六十多年前誓言了很多遍的。而且,我非常有信心,中共七千万党员里那些真正以民为本做好事的,一定会高票当选。

近20年来,中国官方费力费神,制作了好多的新提法、新口号、新术语、新概念、新理论,以求召唤人心和提升中国老百姓对执政党的认受程度。依我看,没有什么新招数能比得上中共六十多年前提出的那些口号、理念(即上面所引用的那些“与民之约”)更得人心了,因为它们来自于好几代千千万万民主志士和革命先行者的心血,是他(她)们用切身体会、智慧、理想和鲜血结晶而成的。执政党只要把它们重新拾起,步步为营地落实,那比什么都能带来光明的前途。

回到60年前,从那个理想目标再出发,中国就一定能在20年里变成人民主权的名副其实的共和国。

2009-9

关键词: 
栏目: 
首页重点发表: 

Theme by Danetsoft and Danang Probo Sayekti inspired by Maks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