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24日，河北保定街头，一位女性驻足在“中国梦”宣传看板前。（AFP PHOTO）
美国《纽约时报》网络中文版近日刊登“中国中产阶级渐渐不堪官僚体制困扰”一文。文章认为，越来越壮大的中国中产阶级越来越不愿忍受中国“迷宫般”官僚体制为他们的生活所设置的种种障碍。然而，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星期二采访的两位独立学者并不认为，中国官僚为此会有所改变，中产阶级为此会有所作为。
中国人变得越来越有钱，不断壮大的中国中产阶级也有了越来越多的烦恼，其中之一就是中国剪不断理还乱的中国官僚体制。
《纽约时报》的文章引述一位在中国北京受访者的话说，中国政府的作用不是为了让人们生活得更好，而是制定各种规定，借此更加方便地控制民众，更方便地统治民众的生活。
不过，北京独立学者和律师陈永苗星期二表示，他不完全赞成《纽约时报》文章的观点，中国政府也不会把中产阶级可能对其官僚体制的不满给予足够的重视。
“中国中产阶级其实是依附官僚集团才有的，应该是痛苦地快乐着才对。换句话说，有时中国中产阶级分享官僚集团的成果，现在他们感觉到从官僚体制中失去或感到不满的东西远远大于他们从中得到的时候，他们的选择是远走高飞或其他什么办法，并不是抗争。共产党觉得这些中产阶级在增长上是没什么意义和力量的一个群体，他们能做的只是不满时喊一喊，当共产党给他们一点好处，他们就不喊了。”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唐钧不久前曾撰文表示，中产阶级都有一份不大不小的财产，即毛泽东所说的“很多坛坛罐罐”，虽然他们害怕激烈的社会动荡打碎他们已经拥有的那些坛坛罐罐被，但是可能因“守财”而变得保守的中产阶级也可能在特定历史机缘下会因“护财”而变得激进。《纽约时报》的文章认为，中国领导人已经认识到，社会动荡可能会从城市精英阶层开始。
不过，目前旅居美国的原中国资深媒体人凌沧洲先生表示，别指望中国政府因此会迎合中产阶级的不满而进行某种改变。
“因为中国现在维护的是维稳体制，任何不满和抱怨就像拳头打在一堵棉花墙上，不会有什么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官方改变的动力完全不足，中产阶级的抱怨也无济于事。正因为如此，很多人用脚投票，移民了。”
现在中国投资移民的最大群体是中产阶层，并非只是十分富有的中国人才选择移民。《纽约时报》的文章引述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裴敏欣的话说，中国的官僚体系是一种经受了时间考验的控制机制，在“最高领导人与公众压力之间，充当着不可或缺的隔离层”；“在中国，走完繁琐的程序后，你往往也不会得到一个结果，也不会有人向你解释；制度的设计是官僚能够什么都不做，并且还能免责”。
面对庞大和繁杂的中国官僚体制，陈永苗认为中国中产阶级选择的是要么得过且过，要么远走高飞。
“过一天是一天，哪天不行了，大家跑路就是嘛。所有的官员其实都是在等那末日一天的来临。要说官僚体制，中央高层在政策层面确实有改善的意愿，但是没有资源和能力进行改善。”
都说中国中产阶级不断壮大，但究竟有多少则取决与哪家研究机构和何许人提供的数据。美国总统奥巴马2011年就给美国中产阶级下了这样的粗略定义：你会有足够大的房子，可以供养你的家庭子女，医疗有保障，退休金也有保障。如果按照这个定义，中国究竟有多少人算得上是中产阶级的一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