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这令中国政府为其1.66亿农民工补上养老金体系中的缺口难上加难。而该问题也是导致去年各类罢工事件数量翻番的原因之一。
中国的农民工大军曾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如今则出现老龄化趋势。政府数据显示，40%以上的农民工目前已经年逾40岁，2008年时该比例为30%，但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还不到六分之一。
经济增速放缓，加上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工厂纷纷关闭或者裁员。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让企业主在农民工养老金方面做出更多贡献。
但若无作为，则可能引发更多劳工群体事件，这是中国领导人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根据香港劳工团体中国劳工通讯，2014年中国出现的各类罢工事件从一年前的656起增至1,378起。这部分与农民工对养老保险不满有关，而在去年之前，该问题很少引起工人罢工。
“政府和工厂有责任照顾我们，”50岁的彭小梅说。她在深圳一家缝纫制品厂已经工作了22年，仍无法满足领取养老金的标准。
去年4月，耐克和阿迪达斯的供应商裕元工业集团旗下广东工厂有近4万工人罢工，要求公司足额缴纳养老保险。
在养老金缺口问题上，中国中央及地方政府也有一定责任。工厂审计方称，出口地区官员很少要求企业为员工足额缴纳养老保险，因为他们想让企业继续在他们的省份投资。
投资竞争
根据中国养老保险规定，企业为员工缴纳养老保险费的比例为该员工工资的20%，个人缴纳比例为8-10%。职工累计缴纳养老保险15年以上，且达到法定年龄，才能领取养老金。企业职工法定退休年龄为女性50岁，男性60岁。
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学系副教授陈敬慈（Chris King Chi Chan）称，政府尽量为企业减负，是因为地区之间吸引投资的竞争激烈。
“地方政府和外来投资者是利益共同体。此类政府官员与企业串通一气的现象，在广东这样的地区尤为普遍，”他说。
律师及劳工活动人士称，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与第一代农民工到了退休年纪恰好碰到了一起。许多第一代农民工如今发现，虽然他们辛苦工作了几十年，但他们的养老金却少得可怜，而再就业的机会也是微乎其微。
彭小梅称，这种制度“对第一代农民工很不公平”。彭小梅所在的企业是在13年前才开始为她缴纳养老保险的。
中国有2.68亿农民工，其中1.66亿属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后者的处境更加艰难。《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规定，农民工在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时，统筹基金（单位缴费）部分仅能转移12%。
一些专家已经呼吁可让农民工养老金全额转移。
“农民工付出的太多，得到的太少，”深圳劳维律师事务所的劳工权益律师段毅说。
制造商也是满腹牢骚。香港工业总会主席刘展灏（Stanley Lau）称，随着劳动力成本每年以25%的幅度攀升，许多广东的港资企业已经陷入艰难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