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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中共受俄鸦片援助 倡解禁外来政治捐献

人贵有自知之明;民族、国家、政党,何尝不如是。关于殖民主义,国人对19、20世纪受列强欺侮的经验特别深刻,统治者却借此刻意掩盖大量史实,令国人不察觉或忘记了之前两千年特别是明清两代的中华帝国对周边民族和土地的大规模武力侵犯和掠夺(见上周四拙文)。“己恶无意识”,不仅笼罩了中华民族几代人的历史认知,还直接成为今天京港当权者运用政治手腕打击对手时的心理特征和后盾。例子之一就是最近对泛民收受“外部势力”提供的政治活动资源的指控。

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徐元宫2011年发表文章“中共诞生初期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披露了一些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解密档案里的资料,确切证实七八十年来流传在民间的若干说法,其中包括“中共接受苏俄鸦片支援”这一点。徐氏专究苏联及共产国际史,著作甚丰,上述文章在政协广东省委员会主办的期刊《同舟共进》正式发表,绝非儿戏之作。笔者先在此就其资料内容作一简介,然后指出文章要旨,并解释为什么在徐文出版两年之后的2013年5月,大陆几乎所有重要喉媒,包括北京《环时》和香港《大公报》,都把徐文加按整篇转载。

背景:第三共产国际于1919年在莫斯科成立,当时俄国革命已经成功,由列宁建立的苏维埃政府,透过第三国际领导世界革命。1921年7月,中共召开一大并正式成立之时,已有来自各方,包括极左无政府主义者针对中共的“收受卢布”指控(下面各段所含引文皆取自徐文)。

一、当初,中共以陈独秀为首的领导层,一来面对外界指控,二来希望独立自主,不愿意接受第三国际的金钱支援。岂料陈于8月在上海被捕,第三国际苏俄派驻中共代表马林“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环节”,才把陈独秀救出,陈于是改变态度,代表中共拥护共产国际,“并且具体规定了接受共产国际经济补助的办法;此后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便成了经常性质”。翌年(1922),中共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全面接受苏共领导。

二、“共产国际为中共一大的召开也提供了一定的经费支持。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伟大的历程(1921 —2001)》指出:‘根据原来的酝酿和国际代表的建议,……李大钊立即分别写信给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的地方组织以及旅日留学生的党员,通知各地派出两名代表来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并从马林带来的活动经费中,给每一位代表寄出了100元路费。’中共一大参加者之一包惠僧在其回忆材料中也证实了这一点。”连一开始区区车马费也是俄国人给的,可见中共依赖外援之深,也无怪中共的桂冠诗人郭沫若要在他写给斯大林的诗里呼唤斯大林:你是我的爸爸!

三、“当初,共产国际提供的经费不是纸币,而是珠宝、钻石、鸦片。……1919年8月,共产国际执委在一封写给俄共中央的信中指出:‘我们需要皮革是为了做鞋掌。我们要把贵重物品(主要是钻石)藏到鞋掌里。而鸦片则是用铅纸和胶布包裹好,这样就能密封住鸦片的特殊气味,往火车头、电动机车厢不易发现的地方一藏就可以了,这些东西运送到上海等地就可以换成高额现金。’”

四、后来,中共的需要愈来愈大,第三国际无法满足,“陈独秀于是在写给共产国际的信中说:‘依我看,可以无条件地接受所有人——军阀、资本家的帮助。……因此,我们就从张作霖那里得到了1万元。’”后来,中共发现第三国际给国民党的钱比给自己的还要多,显然不高兴:“这里明确地反映出莫斯科对中共的轻视,因为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莫斯科都将中国国民党看作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因而对后来(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保长贼喊捉贼

这些资料说明几个事实:中共是靠外国政府的支援起家的;不仅收受钱财珠宝,还收受鸦片;不止收外国政府的钱,军阀给的也多多益善;起初不要外国政府的钱,后来则还嫌太少。这些事实,是中共不打自招才让国人看到的;显然,在中共自己的价值体系里,收受外国政府的钱去推翻本国政府,乃天经地义的事。这点也可以从《环时》转载徐文之时改了的标题里看到:“共产国际曾用鸦片做为供给各国共产党的经费”。收钱算什么?收鸦片才强呢!(还是香港人看的《大公报》有点羞耻心,跟着《环时》转载时把《环时》的题目改成一个问话句:“共产国际曾用鸦片做活动经费?”而且把受方的身份隐去了。)

徐元宫早在2011年发表的文章,到了两年之后的2013年4月,大陆各主要喉媒忽然开始陆续转载,为什么呢?斯大林于1943年4月决定解散第三国际,5月下达命令口头通知各国共产党领袖(包括中国的毛泽东),6月正式发通知给各国共产党,7月做妥善后。为何要解散?俄罗斯方面的解密资料说明,是因为莫斯科没钱了。2013年4月,刚好是第三国际“功德圆满”70周年,我党有饮水思源之美德,于是喉媒就有了纪念的任务。关键的是,从这个纪念活动,我们看到了党的一个从未丢弃过的核心价值:为了在各国夺取政权,共产党给予和接受一切外援,都是正义的。

以这个为背景,特区统治阶级最近由梁振英带头,或明或暗指控一部分泛民人士收受外国政府和私人的政治资金作反中乱港的本钱,并且一再誓言要在“适当时候”公开证据。不过,笔者倒想看看特府的本事,能否铁证泛民比得上中共:(一)接受外国政治组织直接指挥;(二)收受外国提供的资源,包括一些骇人听闻有甚于“珠宝、钻石、鸦片”者。

港谚有云:一时唔偷鸡做保长,很坏,但比这个更坏的,其实也有。某党国官员体谅本地一位有统战价值贪官的钱财需要,未及人家开口,已经把巨款送到贪官的银行户口而廉署似乎不敢沾手去查。京港统治阶级还在积极继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通财之义”传统之时,就忙不迭未拿得出证据便指控别人收受外援里通外国了。这显然是“保长贼喊捉贼”,比一时唔偷鸡做保长坏得多。

下面,谈谈香港人应该怎样看待外来政治捐献。《基本法》第23条“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当然会包括资源方面的联系,特别是政治捐献。不过,第23条既然还未具体立法,如果机制设计得宜,未尝不可妥善容纳外来政治捐献。对此,有些人的本能反应是“必须绝对禁止”,虽然这个态度并非如表面看的那么必然适当(对,美国和日本禁止外来政治捐献,但谁说香港的政治发展一定要照搬美日的呢?)。

今天世界上,有相当多国家的法律并不禁止外来政治捐献,也有一些国家的法律只加某些约束而不完全禁止;这些国家,包括不少发达国。有关的资料不难搜集,例如IDEA(国际民主与选举支援学社)的网站便非常丰富。IDEA是一个国际政府组织,成员必须是国家,总部设在瑞典,1995年在联合国注册成立并取得“联合国观察员”的身份;在瑞典,则获得等同外国使节团的法律地位。成立之初,除了瑞典之外,成员国还包括智利、丹麦、芬兰、印度、挪威和南非;后来加入的,还有加拿大、德国、墨西哥。目前的成员国为数25;日本有“观察员”身份。

下面简单介绍IDEA提供的各国外来政治捐献法规的统计。

外来力量对本国政党提供政治捐献:

没有立法禁止的:55国
法律规定完全禁止的:80国
法律规定某些约束而不完全禁止的:34国

(没有立法禁止外来捐献的国家,包含相当数量的法制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所以55之数不能作准;有些发达国不禁止外来捐献,但有规定上限,也包括在这个数目字里。另外,网页只提供后二类的总和;笔者按网页详细资料细分,下同。)

发达国当中,清清楚楚完全不禁止政党接受外来政治捐献的,包括澳洲、荷兰、丹麦、比利时、卢森堡、爱沙尼亚等。可接受外来捐献但设有每一捐献者上限的国家包括纽西兰(1500纽元)、奥地利(2500欧罗)、德国(1000欧罗)。瑞士的规定则比较奇怪:联邦层面没有任何接受外来政治捐献的限制,但地方(canton)政府反而可以独立立法作出规限。有些国家则设有接受外来捐献占政党总收入的比例的上限,约25%至33%不等。

不完全禁止外来政治捐献的国家当中,也有各种不同的限制;有些相当宽松,例如芬兰限制外国政府、政党和财团的捐献,但不限制外国自然人和国际组织的捐献。印尼禁止选举事件中实际参选的政党接受外援。巴拿马只禁止外国捐献用于实际竞选活动上。斯洛伐克禁止外国自然人和财团捐献,但容许来自外国政党的捐献。英国的限制比较严,外国政治团体或个人的捐献不能超过500英镑,而且规定只能用来支付本国政团或政治人物外访时的费用。

另外,不禁止本国候选人个人接受外来政治捐献的有77国(发达国除了上列者,还多了西班牙、挪威、塞浦路斯、捷克)。法律约束外来政治捐献而不完全禁止的有17国;法律完全禁止的有70国。

总的来说,有限制或少限制的发达国,集中在欧洲和大洋洲。限制有多严格,似乎和国家安全没有很大关系。例如,俄罗斯旁边的前卫星国爱沙尼亚不设任何限制,前附庸国芬兰的限制也比较少;相反,没有严重地缘政治威胁的北美及中美诸国,却多有严格限制。

政治红金不阻止

由此可见,就国际经验而言,完全禁止政党及个人接受外来政治捐献,远非“绝对真理”。况且,香港还有一个特殊之处:第23条无疑禁止外国提供直接政治捐献,却不会阻止政党收受直接或间接来自大陆的“政治红金”。当权派的政党更可以透过西环的影响力,从本地商界得到大量支援。相比,泛民政党处于无可比拟的资源劣势。

一种符合下列设计原则的接受外来政治捐献机制,起码是可以考虑的:(一)外国(及本地)政治捐献悉数进入一个独立、透明的政治资源基金,政党按历史得票率从基金取得援助;(二)政党可接受境外非政治团体例如国际环保和劳工团体或商会直接、透明、有上限而非作直接竞选用途的捐献;上限有两种:每个捐献者的每年上限、此种捐献总额占得益政党该年总收入的比例的上限。

按这种原则设计的机制,可让本地政党得到包含外援的捐献,能够体现公平原则,而且不见得违反《基本法》第23条,因而是应该认真作为本地政党法的一部分来考虑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若能在香港实现,庶几可免中共面对一时唔偷鸡做保长之指控,亦可谓在香港实行了“既有一国传统、也有两制特色”的政治财务政策。当然,中共当年那种囫囵吞枣、接受“珠宝、钻石、鸦片”的做法,则应该是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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