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8年8月4日下午4时，一列专车驶进河北徐水县。毛泽东开始了对华北农村的一次大巡视。
早已迎候着的河北省省委书记处书记解学恭、副省长张明河、保定地委第一书记李悦农、徐水县第一书记张国忠上列车迎接。
毛泽东脸色红润，精力十分充沛，灰色长裤，白色衬衫，朴素又随意。他一一询问了来者的姓名职务，向张国忠了解徐水土地、人口、劳力、夏季生产、秋季生产的大致情形。
徐水县在去冬天前，平常得很。“大跃进”开始后却不同凡响起来。“白天赶太阳，夜晚追月亮，黑夜当白日，一天当两天”，便是他们的口号，也便有了“葡萄串”式与“满天星”式的水库，便有了今年粮食亩产2000斤、人均4000斤的目标。
座谈片刻，毛泽东在陪同人员的簇拥下换乘汽车，经县城往南犁园乡大寺各庄村农业社。一路之上，毛泽东看到庄稼问收成，看到炼钢炉问产量，还不断掰着手指和张国忠一起算账。
“一炉能出多少斤？”毛泽东问的是土法炼钢的小高炉。
张国忠说：“一炉只出200斤。”
毛泽东道：“一炉200斤，10炉就是2000斤。”他心中念念有词，似乎在做一道数学题。
说话间，车过小寺各庄“小农场”与“试验田”，毛泽东看了不断点头，称赞庄稼长得不错。
车开进大寺各庄，停在合作社俱乐部门前。毛泽东走进门，从这面墙走到那面墙，看着几面光彩夺目的奖旗，问每一次得奖的经过。然后才坐在一张长桌旁，接过茶水，欠身道谢。
这时，南梨园乡的乡党委书记詹登科、大寺各合作社支书阎玉如和社主任李江生也都落座，毛泽东拿出笔、纸，让把他们的名字写下，自己又念一遍，随后便问：
“今年的麦子收得好吗？”
“很好！比哪一年都强。”李江生应声道。
“每亩平均多少斤？”
支书阎玉如接过话头：“754斤！”
毛泽东笑了：“不少呀！”他又问社里和县里大秋作物的预产量。
张国忠告诉毛泽东：“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12亿斤粮食，平均亩产2000斤。”说完，又补充说明道，“主要是山药高产，全县共种了春夏山药35万亩。”
毛泽东听后，不觉睁大了眼睛。他笑嘻嘻地环顾着屋里的人们，说：“要收那么多粮食呀！”他显然又想起汽车上张国忠向他介绍的徐水县的情况，伸出巴掌算账说：“你们夏收才收到9000多万斤粮食呢！秋收要收11亿呀！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胡鹏池读《视察徐水》有感(1)
“夏收才收到9000多万斤！秋收要收11亿呀！”
毛泽东一下子发现了这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
如果这时候毛泽东问：夏收与秋收相隔仅四、五个月，收成却相差11倍，这怎么可能呢？毛泽东就离真理走近了一步。
如果这时候毛泽东更深入细致的调查，发现问题，严厉纠正这种弄虚作假的行为，并通令全党，那么毛泽东就掌握了了真理，并且用真理戳穿了谎言，人民就可能免遭了这一场大劫难。
可是毛泽东没有对这两者的巨大差异提出质疑，毛泽东就与谎言结伴而行了。
毛泽东不仅没有戳穿谎言，更是顺着这一谎言的思路发展下去。
毛泽东问：“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这样的话一出口，不仅表明他与真理擦肩而过了，不仅表明他与谎言结伴而行了，而且他一与谎言同流合污，他以他至高无上的地位、至尊无比的权威支持了谎言，并为谎言鸣锣开道。
张国忠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县委书记，他的话本来也最多只在徐水一县起作用，但正因为有了毛泽东的赞许，他的所言所行影响全国了。
江山代代赤胆在，华夏朝朝有奸佞。
文革时期有聂元梓、蒯大富，张国忠也是大跃进时代的聂、蒯一类的勇敢分子啊。
毛泽东为张国忠之流壮胆，张国忠之流为毛泽东冲锋。
文革时代也一样，毛泽东为红卫兵、造反派壮胆，红卫兵、造反派为毛泽东冲锋。
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就是这样子的，毛泽东的工作方法就是这样子的，毛泽东的领导艺术就是这样子的。
没法子！改不了！
二
毛泽东听后，不觉睁大了眼睛。他笑嘻嘻地环顾着屋里的人们，说：“要收那么多粮食呀！”他显然又想起汽车上张国忠向他介绍的徐水县的情况，伸出巴掌算账说：“你们夏收才收到9000多万斤粮食呢！秋收要收11亿呀！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这个问题把大家都难住了。事实上，回答不出这个问题实在还是因为粮食当时并没有打得那么多。但在当时，没有人会如此说。
张国忠踌躇着开口解答：“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
毛泽东说：“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的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
李江生又出了个主意：“我们拿山药造酒精。”
毛泽东认为这还不是答案：“那就得每一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啊？”
大家答不出来。毛泽东呵呵地笑，环视四周。旁人也跟着笑。
张国忠打破尴尬说：“我们只是光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
毛泽东说：“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他又笑了笑，“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粮食多了，农民可以半天耕作，半天休息，搞文化、学技术。”说完，他站起身，要到村子里去看看。
胡鹏池读后有感(2)
接下来毛泽东问：“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这个问题真把大家都难住了，大家都回答不出来？在此之前，包括张国忠这样的干部在内，考虑的只是如何吹牛皮，至于牛皮吹出来后怎么办，当时各级班干部谁都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但是伟大领袖远见卓识，提出了这个问题。
于是君君臣臣，十九品的芝麻官，无品的老百姓们一起兴高采烈的讨论了“粮食多了怎么办”的大问题。
换机器，不行；造酒，也不行。伟大领袖处处地方显得比别人高瞻远瞩。
“粮食多了怎么办？”这是50年代末的毛泽东之问，也是中国5000年历史空前绝后、无比豪迈的历史之问。
问题是伟大领袖提出来的，正确答案也只能由伟大领袖自己找出来。
领袖当时的答案是：一天吃五顿；半天耕作，半天休息。
这不是“袒服戏朝”，而是“袒服弄野”了。
诚然，对于1958年的“高产卫星”，毛泽东从来也没有明确地说过我相信，但也没有说过我不相信。
那么，对徐水这样的高产、丰产，他相信不相信呢？他也没有直接说我相信，更没有直接说我不相信，也没有说我是一半相信一半怀疑。
但是，他的姿体语言给予人们明白无误的信号，他是赞赏有加、乐观其成、喜形与色的。
三
数量级不同的牛皮
灿烂的阳光照耀田野。毛泽东差不多走遍全村的每一个角落。
毛泽东去了粮食加工厂。那里一台锅驼机带动钢磨在磨大麦面。他同管钢磨的社员郑德祥谈着话，忽然发现正在机器旁站着的一男一女两个小青年正眼不错珠地盯着他。他转过身，问：“你们两个是开机器的？叫什么？多大啦？”那女青年回答，她叫田金花，18岁了，男青年回答，他叫郑德生，15岁了，他们两人是开机器的。毛泽东赞道：“了不起，这么小就会开机器了。”一句话乐得两个小青年咧开嘴，伸出手要跟毛泽东握握手，手伸出一半，发现满手的油污，就赶紧缩回去了。
筛面的是四位中老年妇女，满身落着白色面灰。看见毛泽东走近，一个叫郑秀芳的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大声说：“毛主席！您老人家身子结实吧！”毛泽东停了下来，问候她们说：“我很好，你们都好吗？”那几个妇女都激动得哆嗦着嘴唇，只会说：“我们好，毛主席！毛主席……”
毛泽东在“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呼声中，穿街走巷，一边与群众打招呼，一边走到农业社的供销部看望正在扎针的医生与病人，然后又看了养猪场和缝纫厂、食堂、幼儿园。
幼儿园的几十个孩子一色新背心、新短裤。孩子们都住宿舍，实行“全托”，一般都不回家，花销也不用家长负担，而由社里统一供给。
幼儿园的隔壁是社里办的“幸福院”，住着由社里统一赡养的丧失劳动力的老人们。幼儿园的女孩崔小玉领着大家给毛主席唱了《歌唱总路线》和《一条小手绢》两支歌。炕头上坐着的老人们则激动得只会喊口号说不出别的话，只有80多岁的田老汉抖着白胡子对毛主席来来回回地说着几句相同的话：“咱们这真是享福了啦！有了毛主席，咱们可享了福啦！享了幸福啦！”
在食堂的厨房，毛泽东拿起给社员们预备的大麦面馒头，问：“这里边有没有山药面？”支书阎玉如回答没有。
走到农田里，看到地里做活的妇女很多，毛泽东便对陪同人员说：“这里妇女劳力解放得很彻底哩！”
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介绍说，这里的妇女都脱离了四台：炕台、锅台、磨台、碾台。毛泽东接着说：“是呀！人人都吃食堂，社社都办幼儿园。”他看看走在身边的张国忠，又算开了徐水县劳动力的安排：“这个县是11万多劳动力，抽出4万多搞水利、打机井，办工业，那就只有7万多人搞农业。”随后，他对省委解学恭和张明河说：“他们这里又解放妇女劳力，又搞军事化，全县农业搞了90多个团，200多个营。他们就是用这个办法哩！”
说话间，走到一块棉花地边。棉花已有半人多高，毛泽东下了田埂，分开密密的棉枝朝里走去。走几步，停了下来：“我钻不进去啦！”又问，“这1亩可以收多少棉花呀？”
李江生回答：“1000斤皮棉。”
“那就是3000斤籽棉喽！”毛泽东说着，从棉花地里走出来，朝前面另一块黍子地走去。
胡鹏池读后有感(3)
我们毕业后经常会听到一些工农干部如此贬低知识分子，最常听到的话：小麦韭菜分不清，以为花生是长在树上的。
作为一个农村小集镇上长大的孩子，我们一小儿起就分得清小麦与韭菜，就知道花生不是长在树上的。再长大些，我们还知道各种农作物的大致产量。
但是这个毛泽东，作为一个农家子弟，一个如此英明伟大的人居然不甚了了。
当年一般情况下小麦产量的数量级也就三、四百斤，而皮棉能达到一百斤就很不简单了。
麦子754斤，在当年已经是不可能的；而皮棉1000斤那就更不可能；山药100万斤，那就更更不可能。
这三个“牛皮”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第一个是翻一番的“牛皮”；第二个是翻十番的“牛皮”；第三个则是翻五百番的“牛皮”。而毛泽东却丝毫不觉察。
将“牛皮”放在一起比较，也是戳穿牛皮的一种简单方法。但是大跃进中的毛泽东却对于不同级别的牛皮不管不顾，只要是牛皮就照单全收，来者不拒。
毛泽东与张国忠之类的牛皮客究竟有什么区别？究竟是谁影响了谁？
究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鸡与蛋都是不断进化过程中的产物。
先有类鸡，就生了类蛋；蛋再生鸡，鸡再生蛋；
先有类蛋，蛋生鸡，鸡再生蛋。
全都是一样的结果。
没有毛泽东的浮想联翩就没有六亿人民的冲天干劲，没有六亿人民的冲天干劲，就没有毛泽东的浮想联翩。
四
毛泽东的千年之问：粮食多了怎么办？
这时，太阳已经西斜。毛泽东的兴致却丝毫不减，坚持要再去看看玉米和谷子，看看种的山药。在每条道或栽4行秧子，或栽8行秧子，或栽12行秧子的几种山药地里，毛泽东详细问到，每亩栽多少棵秧子？施多少底肥？追肥怎么上？亩产多少斤？当他听说那些山药都是亩产20万斤，有的竟计划亩产100万斤时，他不禁颇有深意地笑了：
“你们这粮食吃不完，怎么办呀？”
他似乎又自问自答地说：“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么？”
胡鹏池读后有感(4)
请大家记住1958年8月4日这一天，毛泽东视察徐水县。
一路上遇到的全是牛皮客，牛皮客的牛皮让他酷毙了，爽歪歪，但同时他的心事也上了身。
“粮食多了怎么办？”
这是50年代末的毛泽东之问，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无比豪迈的千年之问，就是这个下午提出来的。
至今笔者没有发现有比这更早的时间了。
领袖当时的答案是：一天吃五顿；半天耕作，半天休息。
领袖还自问自答道：“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么？”
仅仅在十多天后，1958年8月17日—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河北省秦皇岛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讨论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当前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等问题。1958年北戴河会议，毛泽东提出：“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
在随后的两年里，中国的粮食出口高达700万吨，创历史纪录。1959年—1961年，接受中国粮食援助的国家有越南、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柬埔寨、巴基斯坦、埃及、马里、叙利亚、索马里、几内亚、刚果等，1960年1月中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成立，专门负责对外赠送现款、食品等，1960年11月，中国在向古巴无偿援助6000万美元外，还承担了古巴的大米供应……
五
千年之问，如何偃旗息鼓？
毛泽东要同大寺各社告别了。他同社里的每一位干部握手，说，耽误了你们不少的工夫，并表示感谢。临末，他直视每一位社干部的眼睛：
“祝你们丰收！秋后我要有时间的话，再来看你们。”
毛泽东还想在秋后来证实一下这里的产量吗？没有人能回答。田野之中，只听一片掌声和欢呼声：“毛主席万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更快更早地向共产主义迈进！”
离开大寺各庄后，毛泽东在往县城的路上谈起了劳动大协作与军事化的问题。张国忠告诉毛泽东，准备按照一穷二白好写最新最美的图画和多快好省的指示，修建一个比十三陵还大一点儿的水库，毛泽东说：“这是形势逼人。”
毛泽东问：“办食堂老年人同意不同意？”
张国忠答，刚开始有思想不通的，说这是吃了大锅饭。
毛泽东说：“你们这不是大锅饭吗？”
张国忠又汇报说县里正进行共产主义教育，除生活用品外，房屋、树木、羊群、自留地都要转为公有。毛泽东对此很关心：“十个人中有没有三个人不赞成？”得到的回答是，连两个也没有。
在徐水县城，毛泽东视察了县里的细菌肥料厂和铁工厂。他走遍所有的车间，对肥料厂出产的固氮菌，从化验室的显微镜看起，一直看到成品的出现。在铁厂，他观看两个年轻姑娘操纵一台刨车，参观发电车间和这里出产的十马力煤气机。和在乡村一样，他被激动的人们和高亢的口号所包围。整个徐水城关的人们，好像都涌到了铁厂到县委的路上，朝他欢呼，朝他伸出手来。人流如潮，兴奋得心神无主地南北涌动。毛泽东微笑着，和蔼亲切地和群众打招呼，他被深深地感染了。
迈进县委会，毛泽东的头一句话就同省委解书记和张副省长说：
“这里的干劲儿不小哩！”又说，“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粮食原先很少，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
在徐水县委会里，毛泽东又问了河北省其他地区庄稼的情况，了解徐水去冬今春实现水利化和抗旱的情况，并和机关干部们合影留念。
当李悦农、张明河谈到安国的山药、玉米也丰产时，毛泽东当即表示：我们明天去安国看看。
在回车站的路上，张国忠对毛泽东说：“群众爱戴党爱戴领袖，请主席看群众这股热情。我们党在群众中真是扎根了。”毛泽东点头：“我们打仗几十年就是为了这个，为了让老百姓吃饭，吃好饭！”
最后进专车前，毛泽东指示徐水县委要早抓明年的粮食规划，要多种小麦，多种油料作物，种菜也要多品种，满足人民的需要。又说，小麦地一定要深翻，施肥，密植。以后人民就主要吃小麦，玉米和山药用来喂牲口，养猪。猪喂多了，人民就多吃肉。
他感慨道：“下边真好啊！出的东西真多啊！”又笑着说，“北京就不出什么东西。你们说，北京出什么呀！”
张国忠说：“出政治领导，出党的总路线。”毛泽东对这个回答点头，显然十分满意。
晚上7时半，专列开动，朝安国的方向而去。
在安国，毛泽东又将看到些什么？
就在专列隆隆向前的时候，徐水县委要求保证今年秋粮亩产超过2000斤的电话会议开始了。
也在这天夜里，大寺各庄酝酿中的公社正式成立，树木全部归了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
也在这天夜里，有一位母亲激动之下把家里的全部存粮送到了公共食堂，没剩下一点儿。
胡鹏池读后有感(5)
有昏就有佞。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配套成龙的。佞哄昏，一哄一个准。
1958年8月4日下午，毛泽东在结束了田间地头的视察后迈进徐水县委会时，头一句话就同省委解书记和张副省长说：“这里的干劲儿不小哩！”又说，“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粮食原先很少，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
我们从这里能看出毛泽东对放卫星有任何怀疑吗？一点都看不出。
十多天后，在1958年北戴河会议，毛泽东提出：“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
到了9月，建立人民公社的浪潮如潮水般涌起的时候，他就是又一番感慨了。在1958年9月5日，他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到过类似的话，毛说：世界上的事情有这么怪，不搞就不搞，一搞就很多，要么就没有，要么就很多。你们不信这一条？比如我们打22年的仗，21年就是不胜利，而在22年这一年，就是1949年，就全国胜利了，叫突变。粮食也是一样。
9月8日的会上，毛泽东又一次的说：“我说，世界上的事情不搞就不搞，要搞就多搞一点儿。”
9月中旬毛泽东视察湖北时一直陪同在侧的王任重在他的《毛主席在湖北》的札记中写道，“记不清是哪一天了，主席说：‘许多事情看起来怪得很，要就没有，或者很小，要就很多很多。过去9年粮食增加得很慢，老愁粮食不足，可是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几千亿斤。今年翻一番，明年还可能翻一番。这样我们的粮食就多得不得了。钢也是一样。过去9年搞了几百万吨，今年几个月就可能增加几百万吨……你看怪不怪。’”
由此可见，徐水之行给毛泽东的确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种状态一直维持到第二年的上半年。
在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在写给各级干部的信中才说：
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理智又局部的回来了。太晚了，而且又不坚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