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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衣飘飘的先秦,文人幸福的时代

中国历史上文人的幸福感哪家强?

有人会说是唐,李白写个诗,龙巾拭吐,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这种待遇,幸不幸福?

有人会说是宋,柳永搞个读者见面会,朝底下喊:大家都说说在什么地方能听到我的词呀?底下喊成一片:有井水的地方,就有柳词。这种一呼百应,幸不幸福?

还有人会说是晋,大家见面就喝喝酒吹吹箫磕磕五石散,磕嗨了就赤身裸体地跑出去:这天地都是我的房子,这房子都是我的衣服,你们怎么都钻我衣服里来了?这种自由放纵,幸不幸福?

幸福感是一种很玄的东西,不像经济民生水平那样可以找到具体量化的指标。况且文人团体又是个性特别强烈的一群人,要找到一个适用于大部分人的指标恐怕会众口难调。当然,从文学史角度而言,一般认为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复苏的浪漫主义,以及受其影响颇深的唐与宋,是中国历史上文人最富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时代。但毕竟想象力和创造力,决定的是文人的作品,而不是他们的幸福感。

始皇帝以法家治天下,秦亡后汉高祖尊老黄,文景两朝继之。但这毕竟都是短之又短的历史时期。至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察举制选拔官吏,这是开始以中央集权的力量驾驭文人的思想。从此文人的命运便与庞大的帝国捆绑在一起,每个文人都被努力吸纳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而非独立的个体,维持长达两千之久的文官制度,放眼世界都是一个奇迹。

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文人创作中对于个性的表达,往往都是基于一种对抗的目的而非顺应时代的大趋势。所以当汉亡之后,集权统治出现暂时的松动,愤世嫉俗的竹林七贤,就一下子可以把这种对抗推到极致。只是隋文帝的打压没有消灭这种对抗,唐高宗的自信又给予这种对抗一段继续生长的空间,所以这种浪漫主义才得以延续下来。但这,一定不是统治阶级需要的社会主流。

所以这就塑造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即使在中国文学史最璀璨的页数上,那些最伟大的文学家统统混得很惨。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是逆境催生灵感,但最为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这些伟大的作品,在当时的视角下,统统是非主流。

李白最为崇拜的二谢——谢眺与谢灵运,统统都不到中年就死于政争;李白自己只被玄宗欣赏了一年就抛离京城,晚年更因为站错队伍被发配夜郎;杜甫干脆就一辈子都没如意过,每天发着各种各样的牢骚,不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就是“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司马光若不是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贬到洛阳,不会有那么多闲功夫琢磨他的《资治通鉴》;苏东坡若是能留在京城做官也不会跑到赤壁去念两句“千古风流人物”;有井水的地方就有的柳词,其中又唱出三变先生多少的辛酸与失意,“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那有没有文人真正能够主宰思想潮流的时代?有,在先秦。

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完成过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松散的政治体制下文人为自己的理想而活着。那未必是一个文采飞扬的时代,却是唯一一个能产生如此多思想流派,并能自由争鸣,由文人的意愿去主导政治主张,而非活在精神管制的阴影里的时代。这样的盛况,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自统一之后再也没有实现过。

当我们回忆孔子在卫灵公面前的洒脱,回忆孟子在梁惠王面前的讥诮,回忆荀子讲学于齐、仕宦于楚、议兵于赵、议政于燕、论风俗于秦的博学,哪怕回忆韩非子那句两千多年来我们仍没有做到的“君无为,法无不为”,我们都会深深地被那个时代的兼容并蓄所震撼。

这才应该是文人幸福感最强的时代。这也是一个奇迹——在一个没有印刷术、没有纸张的时代,靠笨重的木简记载、传播的文字,能取得如此大的影响力,并有如此大量的典籍流传至今,足以证明那个时代的人,对于文字、思想的看重与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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