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基隆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悲情的衣冠南渡，从大陆运输到台湾的国宝级的文献和资料正在卸下，戴眼镜的学者正在看守。
与很多人不同，龙应台关于“一九四九”的写作，是在周围人的注目礼中开始、进行和完成的。
这个四九年后出生在台湾的国军后裔、眷村女儿，二零零八年开始，“入驻”在香港大学为她专设的“龙应台写作室”。她向自己的学生征集父母一辈的口述历史，向全社会寻找一九四九的民间记忆，飞往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查阅蒋介石日记，往南京、广州、长春、渖阳、马祖、台东、屏东等地访问亲历者、查考历史现场；一路都向四周的新朋旧友不厌其烦地打听他或她的祖宗家事、家族迁居史。尘封多年的私人日记、历史照片，还有五六十人珍贵的口述回忆，在这个执着的询问者面前一一打开。
最后，带着这一切的体温、感伤、痛苦以及盼望，她在台北金华街的办公室熬了三个月，在浩如烟海的档案材料与口述录音中把自己浸透又抽离，一字一句，写下十五万字“龙应台眼中的一九四九”。
她给新书起名：《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二零零九年九月二日，《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在台湾正式面世。九月九日，有关本书的媒体茶聚会在香港召开。香港各大书店里，《大江大海》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平均一两个小时就要增加一绣，不少中国大陆访港旅客带几本回去，当做“国庆六十周年”的别样纪念。
身为失败者下一代为荣
短短一个多星期，龙应台已经收到数不清的读者来信，许多是年轻人，几乎所有人都说，是流着泪读完这本书。
对龙应台自己，这是从未有过的写作体验。持续三百八十天的历史苦旅，她尝试找回父亲母亲所经历的真实的一九四九，也找回许许多多普通人的记忆。在那一个年头，仓皇奔逃或者倒下的普通人，看不到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也看不到江山易帜的激动人心，他们的个体命运，只是承受着太多流离，太多梦碎，太多被碾碎的青春和被夺走的生命。如作者在短介中所写：“所有的颠沛流离，最后都由大江走向大海，所有的生离死别，都发生在某一个码头——上了船，就是一生。”
书的扉页上，龙应台写着：“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她写：“我，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
套用龙式文法，这可能是一个“你所不知道的一九四九”。无论在台湾、香港、中国大陆，或是任何一个华人社会，书中描述的一切，都会让你感到陌生——而这种陌生，正是写作本书的过程里，作者发现的另一个惊人事实——短短六十年光阴，竟在各地，以各种理由，制造了数不清的记忆“黑匣子”，以至对于并不遥远的一九四九，我们甚至无从“回忆”，只能“寻找”。
缘起，是龙槐生和应美君的故事。
在作者介绍里，她这样写自己：“‘龙应台’不是笔名，是真名；父亲姓龙，母亲姓应，她是离乱中第一个出生在台湾的孩子。”
应美君怀里抱着刚生的孩子“应达”，一九五零年从海南登上开往台湾的大船。台湾——在哪里？是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生长在浙江淳安的美君不知道，生长在湖南衡山的丈夫——国府驻常州的宪兵队长龙槐生也不知道。
在一九四九年一批一批撤退往台湾的国军舰船上，甚至有驾船的海军逃开炮火射程，才拿出地图来找台湾的位置：“听说那地方叫‘台湾’，我也没去过，你也没去过，听说那地方不错。”
美君和槐生在台湾高雄的码头找到了彼此，他们，和一批一批，流落在这陌生港口的前后一百二十万国军士兵、家眷一样，满怀忐忑地打量这个陌生的小岛。
一九四九年离开家乡时，他们都没有回头，年轻人都以为，那不过是暂别。谁也没想到，一上船，就是一辈子。
在高雄出生的龙应台仍然记得，年少时候，父亲总是拿出一双苍黄的布鞋底，在儿女面前讲起往事，泣不成声。因为往事说得太多，战乱后长大的少年厌烦了，边听边嘲笑，听完便算，也不深究。
那双鞋底，正是一九四九年，祖母在衡山老家与父亲匆匆作别的一刻，塞进父亲怀里的。那一刻，竟是最后一面。只是这个故事，小女儿应台再没有机会听完整。
在书里，龙应台写：“那么多年的岁月里，他多少次啊，试着告诉我们他有一个看不见但是隐隐作痛的伤口，但是我们一次机会都没有给过他，彻底地，一次都没有给过。”槐生逝世五年之后，美君亦已失忆，连最爱的女儿也唤不出名字。
龙应台终于完成了关于一九四九的写作，触到了父母那一辈人曾经历的真实伤痛。可惜“最大的遗憾，父亲看不到了，母亲看不懂了。这本书是写给他们的。”
缘起，是要追问父母未尽的言语，追寻自己从何处而来；结果，揭开了整整一代人“隐忍不言的伤”。
回忆起一九四九，海峡两边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台湾人说“民国三十八年，两百万国军撤退到台湾。”中国大陆，讲“国庆六十周年”、“建国六十周年”。两种理解，都让龙应台觉得不能接受。
“你要知道，这两百万人，不是‘砰’一下子，就来到这岛上的。”
“写书时，人家说龙应台在写一九四九，我周边在香港的人，第一反应会是‘哦，建国六十年’。这给我蛮大一个震撼：整个中国大陆的十三亿人，其实完全不知道，这些被国共战争的机器绞出来的人的命运，他们后代的命运。要讲两岸如何如何，其实连基础都没有。这个台湾，你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到了那儿，然后带着什么样的伤感，什么样的创痛。”
香港大学柏立基学院的龙应台写作室，背后是山，窗外面海。书桌堆满档案，后边竖着白板架，上面涂画写作过程里每一个阶段的构思与关联；前方，则是一整面墙的中国地图，圆点标记出龙应台一路计划探访和已经探访的地方。
孤军被关在越南集中营
“你看，这些人，是被绞肉机一样，从这个国家一股一股绞出来的。”龙应台指着地图上的中国大陆，手指向四面拂过，“在最开始的时候，我想写的是从那个机器被绞出来的六、七股人，你知道吗？甚至有一小股国军孤军是从甘肃、青海直接逼进印度和巴基斯坦，那是不得了的故事，也有上千人；在西南，从云南进入滇缅是一股，是第二股了；第三股到越南，第四股到澳门，第五股到香港，第六股到台湾，第七股是沿海，从舟山群岛一路下来到金门、马祖、乌丘、江浙跟福建。”
每一股，都有悲伤的故事，由广西进入越南的一支，在法属越南的集中营被关三年半，生命一半一半地消亡，幸存者一九五三年才回到台湾。到澳门也有一支，龙应台说，各种资料显示有国军孤军到了澳门，但他们未来如何，是死是活，所有的资料都没有详细记载，所有相关机构都不知道，“真的像轻烟一样”。
一九四八年，诗人鼢弦还是河南南阳的一名中学生，十六岁。他和五千个南阳中学生一起，躲着内战的硝烟大撤退。一路步行到湖南，遇上振奋人心的招兵广告“有志气、有血性的青年到台湾去”，他们很懂饥饿少年的心思，还送上一大锅热腾腾的红烧肉。少年鼢弦于是满腔热血地加入，到了台湾。再回家，已是四十二年之后。此间，父母音讯全无，何时过世，如何过世，全不知情。母亲一起做针线活的朋友辗转传了口信：“我是想我儿子想死的，我儿子回来你告诉他，我是想他想死的！”
六十年后，鼢弦向龙应台说起这段往事，眼泪簌簌流个不停。
还有许多十八岁。龙槐生十八岁，遇上一九三七年南京保卫战，成了国军的爱国青年。台湾卑南族青年陈清山和吴阿吉十八岁，遇上一九四五年国军在台湾征兵，当时只说招工，两个穷小子于是到了大陆，当国军，被俘虏了，又当解放军，从此在大陆生活五十年。李维恂十八岁，正是抗战，爱国、从军，在日军统治的上海，做游击队长，进行敌后爆破。一次行动中被捕，被送到南京老虎桥集中营，一九四三年，和一千五百多名国军俘虏一起被送上船，到几千里以外的新几内亚拉包尔岛，关进那里的集中营。
拉包尔幸存者等待这天
六十年后，接到龙应台要寻找拉包尔集中营幸存者的信息，八十九岁老人说的第一句话是：“我知道为什么我的战友都死在拉包尔，但我李维恂独独活到今天。我在等今天这个电话。”
还有多少十八岁，变成残破的尸体，倒在熟悉的土地、陌生的战场上？还有多少母亲，永远等不到回家的孩子？多少姑娘，永远等不回不告而别的恋人？
一场战争，究竟谁是胜利者？还是如龙应台所说：“请凝视我的眼睛，诚实地告诉我：战争，有‘胜利者’吗？”
龙应台说：“北京刚好在庆祝建国六十年，还有很多论述会讲：‘在东北辽渖战役中十二天歼灭四十七万人，在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里五十天歼灭五十五万人’，现在还在讲军事史，我看到心里蛮痛的。你究竟知不知道，你所歼灭的那些人，都是东北和山东的子弟，十八岁的人，你一定知道的。但为什么过了六十年，还在用这种语气去谈呢？过了六十年，是不是该有一个新的态度，尤其是胜利那一方，可以有一个更贴近人性、更关怀、更谦卑的态度来看这个问题？”
历史在两边，都留下了太多黑盒子。
长春围城历史被湮没
在走近一九四九之前，龙应台花了百分之八十的时间大量阅读资料。她说：“在出发之前，我带着一个巨大的好奇，想要知道我们这一整代人对一九四九已经有的支离破碎的认识。我想要看历史根据，去知道，我们原来有的那种认识到底是不是真的。”
即便如此，重重迷雾仍让她讶异：在大陆，一九四八年的长春围城，整整五个月，饥殍遍野，饿死的人数统计从十五万到六十五万，惨烈程度不亚于南京大屠杀。后来，“胜利”走进新中国历史教科书，长春被称为“兵不血刃”光荣解放。六十年过去，龙应台去采访，这城市来来往往的路人，竟无人知晓曾有数十万人饿死在这里！
在台湾，一九四九年国军从广州码头撤退到台，甚至连哪一个码头，国军档案都没有留下记录。不要说那许多流落各地的孤军，更不要说日据时代曾被征召入日军上中国战场的台湾“军夫”。“台湾的历史教科书，从一九四五年，砰一下就跳到一九四九年，然后就是五十年代的台湾。”龙应台说，“那个战败心理，到现在还是无法面对。”
一边，是战胜者的洗刷，以权力重写历史；另一边，是战败者的隐笔，对耻辱选择性失忆。六十年光阴，亲历者苍老、死去，沧海桑田无声无息，一九四九，最后剩下的，只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后来者无从回忆，无处寻找，连六十年后，要重新进入那情境，都变成难上加难。
八月四日，龙应台交了《一九四九》的初稿。八月八日晚上，台北的朋友开了庆祝会欢迎她“出狱”。在庆祝会上，龙应台听十二个好朋友议论刚刚完成的书稿，心里一惊。第二天，她执意把已经排版了一半的稿子拿回来，全部打碎重写。整整三十六个小时，没有睡觉，把章节次序全部调整。原先的第一章，变成第五章，美君与槐生的故事，这才成了最开篇。
曾经打碎重写调整章节
龙应台发现，原来人们对这段历史太陌生，讲东北联军、解放军，看来很常识的历史，许多人完全进不去。“没有概念到一个程度，原来的第一部完全进不去，尤其年轻人进不去。年轻一点的小朋友，（国军将领）黄百韬也没听说过，孙立人也不知道。国共内战，什么跟什么都不知道，那我才想说，那要比我的预期还要再降低点，门槛要更低一点，要更温柔地带他进入。”
“从家族史到国族史”，“下历史的功夫进去，乘著文学的翅膀出来”，这是龙应台对自己这厚厚三百多页书卷的定位。所有材料都来自真实史料或第一手的访问材料，长达一百二十七项细致的注解可以证明，落在纸面，化作一张一张普通人的鲜活脸孔，他们真切的苦痛与哀伤。
最令作者震撼和难忘的，是那些被隐藏更深的一九四五年以前的台湾故事。
“开始，我想了解一九四九年那两百万突然来到台湾的外省人怎么回事。但是我很快发现，要真正了解那个时代，怎么可能不问另一个问题：这个岛上一九四九年原来就有六百万人，这六百万人在四九年前过怎样的生活？他被教了好几代，是日本人，读日本书，听日本音乐，欣赏日本文学。突然，一九四九年来了两百万人。难道他们没有想法吗？难道这冲击不大吗？我才发现，原来我对他们的了解等于零。从一九四五到一九四九，我只知道一件事情：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四年历史被一个‘二二八’所垄断，这合理吗？”
巨大的问号带着龙应台回头去找那六百万在地的台湾人，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这是完全不同的语言、文化、历史脉络，而且痛在完全相反的地方。中日战争的时候，他们是在日本一方的。那么他们之间的碰撞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那种碰撞，其实就一路走到六十年后今天的台湾政治，蓝的或者绿的，本省的或外省的。”“原来，要了解一九四九，我一定要回到一九四五。”
中日战争时候的台湾，如今已无法言说。你怎么理解，日本在台湾招一千名军人，结果有四十万个台湾年轻人应征？这些少年，被选上曾是乡里的荣耀。龙应台说：“当时六百万台湾人，有二十万子弟被日军送到南洋、海南岛、新几内亚去，死了三万三百零四个人，活着的人回来发现，从此以后你的孩子以你为耻。”
台湾作家黄春明诉说自己的故事，他很记得一九四五年，宣布天皇战败那一天，在学校里听到了广播，他回家，看到爸爸伤心得不得了，说台湾沦陷了、战败了；爷爷却高兴得不得了：解放了。
“那是一九四五年，台湾人处于一个完全没有办法处理自己的错乱的处境里，他们都是失败者。后来，两百万失败者又来到岛上，带着完全不同的创伤。他们被不同的国家机器控制、塑造、伤害、践踏，而失败了到这里来。也正是因为这样，这六百万加两百万的失败者，在之后六十年里头，创造出一个不同的社会，奠定了不同于以往的价值。”
龙应台本想将书献给所有“失败者”，可最后，她还是改成：献给“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
“这是一本很悲伤的书。”书稿已经付印，龙应台仍然不怎么会笑。“我有时想到当年在沈阳火车站前面自杀的那个国军军官，他在地上用白色粉笔写着：‘我是军校十七期毕业生，祖籍湖南’，我父亲就是湖南人，军校十八期……这本书里，有三千万亡魂，太多亡魂了……”
写作过程里，她恪守创作者的原则，从未掉过一滴眼泪。此时，却哽咽起来。在后记里，她说自己在做一件超过自己能力的事情，“但这件事情所承载的历史重量，触及了我们心中最柔软，最脆弱的地方”，她说要“不离不弃”。
轻轻抹去泪水的龙应台，轻轻说了一句话：“我想要透过这本书，让那许多许多的亡魂，在这六十年后，在诗的意义上，入土为安。”
200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