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谋”一词为世人所知，是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期间。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此文对反“右派”斗争的基本策略作了说明，并称之为“阳谋”：“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36—437页）将正常的善意的批评行为，当作“恶意”的“猖狂进攻”；将提批评意见的人，当作“丑类”、“魑魅魍魉”、“牛鬼蛇神”、“毒草”甚至“敌人”；将意见各有不同的人的社会对话活动，当作“一场战争”，动用国家权力，利用公共资源，大动干戈地进行围攻和“歼灭”。这种行为，不仅给全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且严重地破坏了执政党的形象。
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阳谋”只是毛泽东在1957年随口发明的一个概念。事实上，“阳谋”话语由来已久，毛泽东早在延安的时候，就开始用了——在萧军1940年代的日记里就有记录。
1942年1月1日下午，萧军去找毛泽东聊天。毛告诉他：“我向国民党的联络官说了：‘你们看出些什么了吗？共产党并没有阴谋，只有阳谋，我下了命令了，如果何应钦不反共，我们也不反他，他反我们就反，他停我们就停。’”（《萧军全集》，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18卷，第537页）在同年5月10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毛是一个喜欢在不意中给人一个钉子碰的，他喜欢用暗示的方法，谦虚的形式，这也就是他的战法和处事做人的方法：先引敌深入，而后包围之，一般人是易于失败的。”（同上，第623页）萧军这样概括他所观察到的毛泽东的性格：“他是爱趣味的，自得其乐，有些农民顽固性……他有点孩子脾气，有点弄聪明和幽默的脾气，有点沾沾自信的脾气。……他是爱称赞，鼓励，怕泄气的人。”（同上，第643页）这几段话说明，早在上世纪40年代，“阳谋”就进入了毛的政治思维和话语系统，就成了他的一种“斗争方法”，而且，这种方法是与他的性格是有些关系的。
延安时期，王明曾经是毛泽东夺取最高权力的最大障碍。王明曾批评毛泽东利用“整风”搞“阴谋”——夺取最高权力；毛泽东便在反驳王明之时，顺势仿造了“阳谋”这样一个词。1949年3月13日，在与王明的权力斗争中获胜之后，毛泽东在《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中说：“整风运动提高了同志们的嗅觉，缩小了教条主义的市场。有人说，这是阴谋，是要取而代之。其实，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也是要取而代之。”（《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4页）这里的“有人说”就是“王明说”。据王明的《中共50年》，毛泽东的原话是这样说的：“用王明的话来讲，整风运动是一种阴谋。我说，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我当时公开说过，我想取代王明的地位，并把这写进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来我还要写历史。怎么能说这都是阴谋呢？我认为，所有这些统统都是阳谋。”（王明：《中共50年》，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60页）
总之，“阳谋思维”和“阳谋理论”不是在1957年才“横空出世”的，而是经过了较长时期的发展过程。
2013年第3期《炎黄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