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政治宣言，“两个凡是”表现了华国锋接班的“正统地位”。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俗称“两报一刊”）刊登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
社论提到：“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们团结战斗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现在毛主席逝世了，我们更要高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就是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的经典版本。
社论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提议写的，并得到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意。
但“两个凡是”的出炉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1976年10月，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被毛泽东生前称为“你办事，我放心”的华国锋担任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
华国锋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也有过类似的讲话，他讲到：“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一定要高高举起，不能丢掉。”
出台用意
在美国研究文革史的学者宋永毅在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分析了出台“两个凡是”的用意。
他说：“有一个流行的看法是：‘两个凡是’的提出是为了阻扰邓小平出来工作。其实不然，邓小平出来工作当时已经被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决定了。而且毛泽东生前已经有不少称赞邓的言辞，足以证明‘倒邓’是‘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华国锋没有必要再发一篇社论来推翻自己的决策。”
宋永毅接着说，按华当时的理论智囊李鑫的解释，主要是为了“稳定局势”，即针对老百姓中流行的“非毛化”思潮。
他说，在1976年10月以后开展的批判“四人帮”的运动中，民间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只能批“四人帮”不能批毛的藩篱，毛泽东被批为“五人帮”之首。“两个凡是”就是想把中国民间的“非毛化”拉回文革的老路，用毛的正统旗帜来维护新政权。
的确，作为一种政治宣言，“两个凡是”表现了华接班的“正统地位”。受个人资历限制，华国锋本人作为“一个过渡”（邓小平语），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只能“按既定方针办”（毛泽东对华临终指示）。华国锋本人的思想理论体系仍然是坚持文化大革命这个理论路线。
“两个凡是”一提出，尚未恢复职务的邓小平就提出了坚决的反对意见。1977年4月10日，他致信党中央，郑重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邓小平文选》，第2卷，39页。）
这封信经中央转发，对于在全党范围内削减“两个凡是”的影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舆论反击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由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审定的评论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此文一出，立即引起“两个凡是”与实事求是两种观点的激烈争论。
当时中共党内一些人士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到了迷信的地步，对毛泽东的一言一句都视为真理。
在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会议简报刊登了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兼党委副书记吴冷西的文章，称《实践》理论上是错误的，是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
但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的第三天，时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就决定着手撰写一篇论述真理标准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题为《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
任仲夷提出，如果按照这“两个凡是”来办，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文化大革命就是毛主席做的决策，那要不要维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发动的，那要不要维护？
他还直接针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提出了自己的“两个凡是”，那就是，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纠正。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召开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该方针被邓小平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务实观点所取代。
当年为邓小平起草这篇讲话稿的于光远在他的《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一书中回忆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代表们对“两个凡是”和“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那次会议的结果是“实践标准派”占了上风。汪东兴、华国锋就“两个凡是”问题作了检讨。
于光远说，华国锋、汪东兴作检查是很勉强的，但他们作检讨这一举动本身就表明，实践标准获得了胜利，“两个凡是”失败了。
有限胜利
宋永毅认为，“两个凡是”理念最终被击败是“去毛化”的胜利，但并不是一种彻底的胜利。其理论高度甚至远远低于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的“非斯大林化”的水准。
他说：“最初向‘两个凡是’挑战时，是以邓小平在1977年4月10日给中央的信里的‘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说法为武器的。这一理论武器，其实带有极大的政治斗争的实用主义色彩，也是‘两个凡是’。即凡是对我掌权不利的毛泽东的言论和思想，就是‘不准确的和不完整’。反之，凡是对我掌权有利的毛泽东思想，就是‘准确的和完整的’。而且邓小平还反复强调了‘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高举和捍卫这面光辉伟大的旗帜。’这就离‘非毛化’甚远了。”
不过，在他看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思想解放的作用。
他说：“后来，胡耀邦等人又发动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更迅速摧毁了‘两个凡是’的哲学理论基础。后来出笼的中共一系列文件，如《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公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等等，虽然有局限性，但还是渗透着解放思想的鲜活气息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执政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两个凡是”的出炉距今已经过去38年了。当年，它作为不折不扣地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最后一个堡垒被邓小平和胡耀邦为代表的中共党内改革派所攻破。在那之后，中共历届领导人又相继出炉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以及现在的习近平的“中国梦”概念。
虽然在内容和表述形式上有所不同，但都是要树立一个以自我为核心的权威理念，并希望以此统一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思想意志。
当代启示
在改革开放近40年后的今天回顾“两个凡是”对现今的中国还有什么警示作用呢？
宋永毅认为，毛泽东的“旗帜”是这类倒行逆施的治国方针的最大根源。不彻底地“非毛化”，“两个凡是”一类还一定会以新的形势再现，比如现在习近平提出的：“两个不能否定”，其实质就是新的“两个凡是”。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在论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时，明确提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在宋永毅看来，习近平提出“两个不能否定”和华国锋当年的“两个凡是”如出一辙，是想把中国30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和早已经开放民智的人民重新禁锢回文革的牢房里去。而他就可以迅速巩固自己的政权，当一个毛泽东式的“伟大领袖”。
宋永毅认为，“两个不能否定”和当年支持或反对“两个凡是”一样，其实是一个“中国向何处去”的两种选择。即，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绝对与放弃之前的文革极左路线密切相关。如果不是彻底否定之前的历史，那么今天我们就不可能取得改革开放的成绩。另一种观点恰恰相反，当今改革开放出现种种社会问题难以医治，正好是放弃文革和文革之前的路线所致，因此必须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其理由很充分，如果沿用坚持之前的方针路线，那么就不会有当今社会诸多解决不了的问题。
归根结底，“两个凡是”和“两个不能否定”都是要延续毛泽东的极左路线，维护中共僵硬的一党统治理念，不容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受到党内和党外的任何挑战。
宋永毅说：“在习近平掌权两年以来出笼的种种决策中，目前只有一个‘反腐打贪’是亮点。而他党同伐异的动机也越来越‘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虽然现在还没有邓小平、胡耀邦等等的一批老干部出来挑战他的新文革路线，但他要用语言逻辑都混乱的‘两个不能否定’来治国，在民间就会遭遇极大的抵抗。而党内也有可能遭遇到正面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