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上海。大批上海人拥挤上轮船逃离上海，这可能是最后一趟诺亚方舟。
得知杨伯伯去世的消息是偶然与杨妈妈在MALL里的邂逅。杨妈妈寒喧几句，忽然讲：“杨伯伯走了。”我不假思索就问：“回台湾了吗？”杨妈妈说：“不，回天国了。”杨妈妈见我不知说什么好，赶紧安慰我：“他已病了四年，很幸运了，80岁了。”这突然的噩耗打击了我购物的兴致，我木然地跟着老太太们去吃冰淇淋。席间有人问我是那里人，我说是四川人。她高兴地说：我在重庆度过了抗战八年。我一听也有了兴趣：“你怎么去的台湾？”“坐海船去的，共产党占了上海的北岸，我们逃难的就从南岸上船。好吓人，你们的大炮和天上国军来保护的飞机，天上地下的炮弹打得到处都是巨响和巨大的水柱，掉在海里的哪有命啊。幸亏你们的大炮打得不够远，不然我们谁都走不了……”
一个逃难的话题，这是我与杨伯伯结缘的起因。两年前，因我要写1949年逃亡的文章，在科州访到住得不远的杨伯伯。
杨伯伯是位面容清矍的老人。他出身于军人的家庭，看起来却相当儒雅，一副高贵的气质。这一份气质和儒雅，传给了他的女儿，一面就让人过目难忘。他的女儿是活泼外向的，有军人似的中气充沛并带磁性的嗓音。而杨伯伯是沉默的，从六岁开始经历过的那么多苦难留给他的似乎只有沉默；他的目光，却是一份柔和与安详。
杨伯伯记忆中的一九四九年是个混乱的年份。大部分的中国人在时代的大变局中彷徨歧途。杨伯伯是国军家属，儿时苏区的经历自然会让他不安。随着战火的逼近，他在南昌的中学停了课。仓皇无措的学生们只好以自己对局势的判断作出选择。有高年级的学生在谈论参加青年军去打仗，或者去流亡。左翼学生正忙着配合中共军队的到来。他却想着怎样回到瑞金的乡下，和家人们在一起。这是人在灾难来临时自然的反映：或抗争或躲避。这时的南昌已是满城的谣言，满城的慌乱。逃难的车，他是挤不上。凭着一双能走路的脚，他和同学走回了瑞金。当时的乡下，平静得象是另一个世界。不多久来了一辆车，扰乱了他的宁静生活。受托带他走的，是他父亲手下的军官。这是辆军队的通信车。他和所有就此离开这片土地的人们一样，当时并不知这一去就是几十年。他以为只是暂时躲一躲。他的大娘们叔伯们不愿走，想着历朝历代政权初定时大赦天下的侥幸，自然只知数着旧朝皇历的他们，不知将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历史变局。
逃亡的路很艰辛，从江西走到四川，从四川走到广州，绕了大半个中国，终于追上他父亲的队伍到了台湾。杨伯伯回忆中的逃亡之路，军人和百姓们携妻带子，各种车辆，从中世纪前的鸡公车到1949年的最新型卡德拉克到军用汽车，把窄窄的公里挤得水泄不通。杨伯伯说他们是幸运的，坐的是军车。他说要是步行，他是不愿继续的。看那些走在路上可怜的老百姓，他们扛着能带的家什，好的还能沿途埋锅造饭，大部分人只能风餐露宿。一路上，饱受各种真真假假谣言的惊吓。一会儿说是共军来了，一会儿说是溃兵来了，一会儿说是土匪来了，大家四处奔散。每一阵骚乱之后，总是一阵阵惨绝人寰的哭叫声：有的丢了细软，有的丢了老婆孩子。有的实在撑不下去了，只有在路边卖儿卖女为他们谋一条生路。逃难的过程是那样的残酷，他每次都讲不下去。但是不走行吗？风雨之后的栖息地又在何方呢？事后来看，作为地主家庭之后，“反动军官”的家属，马上接踵而至的镇反，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肃反，社教，四清和之后的文革，这些将中国社会翻个底朝天的社会清理运动，逃得了一劫，逃得过下一劫吗？从这一点上讲，杨伯伯是幸运的，但那些逃不了的或抛尸在逃难途中的人呢？
人有对危险的警觉和本能的躲避：逃离战争，逃离迫害，逃离清算，逃离思想的禁锢（如还俗从军而逃的圣严法师）。这六十年前的大逃亡，就从上海的岸边，或从更早些的东北，华北和苏北的难民；从火车头上黑压压的人群；从公路上，田野里，扶老携幼的人流中开始。他们中有流亡的学生，有有产者，有国军和旧政权人员的家庭，他们就这样把家园、把亲人抛在了后面，把孩子抛在了路上，有的甚至把命丢在了异乡。
知道杨伯伯的家乡在瑞金，而三十年代的瑞金是“红色之都”，我突然很想了解一个国军的家庭那时如何生存下来。杨伯伯说，他的家庭有地产，属于土改要清除的对象。当时还是小孩子的他被“成分”好些的亲戚藏了起来，他的母亲却被抓去杀了。当天夜里奇迹出现：没断气的母亲又满身是血爬了回来，想在咽气前看她爱儿最后一眼。这次被抓回去，后来听说是被锯死了。这段辛酸的回忆是杨伯伯的至痛。他与母亲之间那种超乎寻常的母子之情也许源于母子相依为命的深情。他的父亲身为职业军人长年在外征战。母亲疼爱儿子，爱得迟迟不肯让他断奶。儿子怀念死于乱世的母亲，从此在这个过于暄嚣的世界，沉默了。
发生在杨伯伯童年的恐怖故事，让我深为震惊。历史书中的历史，总是胜利者们的编年史。或者是供后人作参考的教训。那么，那些亲历事件的人物，他们的生活场景、思想感受；他们作为人的尊严和生命的价值呢？历史不应抽象到只呈现数字：内战中几百万国民党军队被消灭，几千万人无家可归；新政权初期，三百万至五百万的地主被消灭，几百万反革命分子被镇压……然后就是数据之后若无其事的说词：革命总会有牺牲（品）。或者更为冷酷的说法：他们是罪有应得的剥削阶级和反动派！
许倬云先生说“革命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宽容与仁慈不仅仅是宗教情怀，对生命我们是否少了点温情和敬意、对无辜被连累伤害的人我们是否缺乏反思和忏悔、对弱者与对手我们是否缺乏宽容与仁慈。在主义与国家的口号下，个体的生命与尊严如何变得渺小而卑贱。我们遇事何以缺乏宽容、理解、妥协与仁爱。看着眼前的杨伯伯，我无法将之与“被消灭”、甚至无法与“被改造”联系起来，虽然他与他瑞金的家庭确实是1949年后要消灭与无情改造的对象。
杨伯伯的女儿告诉我，杨伯伯自幼失母而沉默寡言的性格因老年皈依基督教有所改变。这些年来，杨伯伯以他善良宽容的沉默，忍受著这段残忍的历史加诸于他的伤痛；以宗教的安慰与爱，淡化着这些历史环境下的个人恩怨或“深仇大恨”，而对那片他们逃离或者说抛弃他们的土地，他仍怀着深爱！！愿这世界充满这样的爱和宽恕，愿中国以后的路走得更和谐更和平。
杨伯伯，愿你卸了一生劳苦重担的身体在天国安息！
又：杨伯伯，江西杨震海也。
（2009 《华夏快递》cm0909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