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受到质疑，一个尝试与权力及自我双重和解的人，就越有需要觉得自己正义。
出于恐惧，为了自保，一个有权力的人会想尽办法堵漏，封掉所有可能酿成意外的东西，哪怕他了解那种可能其实小得不象话。出于恐惧，为了谋利，一个知名学者可以厚颜撰诗，极尽谄媚地颂扬今上，哪怕他的教养和直觉会告诉他，这是种多么丢人的事。这种情况这种人，我们一般都会说他们可笑而无耻，埋没真心，甚至丧尽天良。那是因为我们以为，就连他们自己也不会相信自己干的是对的，他们自己也不能认同自己所说的那些话。一个人的言行若是违背了他自己的信念与原则，这岂不是种道德的败坏？而且它还是明知故犯的道德败坏。任何人要是出了这种问题，恐怕都不能够心安。所以我们在谴责这些人的时候，常喜欢用上“扪心自问”之类的说法，意思是要他们挖掘自己的内心，坦然面对灵魂深处的真相，看看自己有没有办法做到与自己和解的安稳境地。
我很相信人是需要与自己和解的，因为要一个人承认自己是个恶棍，并不是件太容易的事。所以多数“坏人”都不认为自己很坏，一个恶贯满盈的贪官也总得有面对子女的时候。换句话说，他们必须是对的，好的，正义的。他们一定要找到一个可靠的东西来支持自己，证明他那些表面上很丢人很难堪的言行，原来在另一个层次上（最好还得是更高的层次），竟然是站得住脚的。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的朋友会发现那些和他一起开会的专家，满口最荒谬最没有人味的政治效忠言语；同时却还能一脸正气，语气诚恳的原因了。当然，这绝对可以是段很入戏的演出，但会不会有那么一丝机会，他们正在努力逼使自己相信自己正在说的宏大道理？那些意识型态的宣传，那些非日常的官腔，本来是大家私下嘲讽的对象，没人拿它们当真。可是现在，他们必须学着接受，接受它们如接受天底下最崇高最正确的真理。
唯有如此，他们才能与自己和解，确定自己没有矛盾，没有违反自己的信念。因为他们真心相信自己所说的一切，例如“这是个盛世”，“习大大是毛泽东以来最英明最伟大的领袖”，“全国文艺界都该反省过往的缺失，领会习主席讲话背后的真理”。这么一来，他们在道德上就没什么好指责的了。不只不可指责，甚至值得钦佩。因为此刻他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是我们在一个庸俗的角度上看，才会觉得他们擦鞋拍马；可是他们晓得，他们比谁都更接近真实。他们成了真理的代言人，正义的化身。由于他们在一个更高尚、更深远的存有层次上正确，所以眼下这一点点凡人眼中的失节和错误，全都变得那么渺小，那么地微不足道。
要做到这一点，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因为此刻他们所投靠的那套价值观，本来就有它“正确”的一面，那一面既是来自历史，来自一个长年掌握权力、不停运转的意识型态机器；也来自这具机器饶有成效地把它打进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也就是说，我接受的这套价值，是套“一贯正确”的价值，而且还是社会上多数人都不会反对（或者是不敢公开反对）的价值。
再说吧，在抽掉任何具体关涉，放弃了任何深究的念头之后，那些为人质疑讪笑的意识型态语言，听起来也还真是那么地正确。比如说禁掉一些描写小三的影视制作，是为了“导正社会风俗”；难道“导正社会风俗”有错吗？封掉一些人的嘴巴，是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因为稳定对今天中国的发展而言实在是太重要了”；难道社会稳定不好吗？中国的发展就不需要稳定吗？他们夸张地赞扬习近平，因为他大力反贪，因为他说文艺作品不能只是拜金；你能不同意吗？莫非你觉得贪腐不错，文化全该媚俗地倒向资本？
久闻前南斯拉夫的丹尼洛•契斯（Danilo Kis），我却是最近才透过中译了解到这位作家的伟大。在其短篇小说《鲍里斯•达维多维奇之墓》里头，恰好就有一段文字，入木三分地刻划了这种与自我和解的荒谬。小说里的主角诺夫斯基是个把一生都献给了革命的传奇人物，但也和许多早期共产运动的志士一样，后来却遭到党和国家的肃反，丢进大牢，遇到无情的酷刑与折磨，硬是要他承认一些自己没有犯过的重罪。同样的场景，亚瑟•科斯勒（Arthur Koestler）也曾在其名著《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写过，可是丹尼洛•契斯却要比他更狠更精准：
“诺夫斯基拖延着质询的时间，试图在供词里——这可能会是他死后留下的唯一文件——加入一些措辞，通过精心的自相矛盾与夸张手法，不仅减轻他最终的溃败，还能暗暗告诉未来的调查员，这篇供辞的整个架构都是建立在靠折磨压榨出来的谎言之上”。换句话讲，他在试着“不屈地屈服”，苟延残喘地为后人留下一丝真相的痕迹。
而负责审讯他的调查员费杜金，他则“非常清楚，这份长达十页、密密麻麻打出来的供词完全是杜撰出来的”。但他工作认真，“在漫长的夜里用两根手指笨拙又缓慢地打着（他喜欢事事亲力亲为），努力从某些假设推断出合理的结论，如此编造出来的。因此，费杜金感兴趣的不是所谓的事实或人物，而是那些假设和对它们合理的运用”。可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个埋没良心的人。不，调查员费杜金只是埋没了事实和“表面的真理”而已。
丹尼洛•契斯以第一人称的声音冷静地分析：“我相信他们所依据的都超越了狭隘的自我中心的目的：诺夫斯基拼命要在自己的死亡与溃败中保全的，不只是他个人形像的尊严，还有所有革命志士的尊严，而费杜金在杜撰与假设之时，拼命想保住的则是革命正义以及施行这正义者的严苛与一致性：因为摧毁一个人、一个微小的生命体的所谓真理，总好过更高层次的利益与原则受到质疑”。费杜金在审讯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残暴，并不是因为他很变态。相反地，激起其恨意的：
“正是被告这种多愁善感的自我中心，他们想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和自己那点微薄的真理的病态需求，而所谓的事实只会疯狂地绕着脑壳打转，毫无进展。他们这种盲目的真理无法形成一种需要牺牲的、不关心也不能关心人类弱点的，有着更高的价值与正义的系统，这激怒了费杜金。对费杜金而言，出于责任签字招供是合理的，更是符合道德的行为，因而值得尊敬；无法理解如此简单明白的道理的人，都会变成他的死敌”。
荒谬，但是现实。越是受到质疑，一个尝试与权力及自我双重和解的人，就越有需要觉得自己正义。所以一个人完全可以一边无情地痛打他心目中的暴民，另一边却感到自己的心情宛若期盼子女懂事的慈母。而且你对他的每一句咒骂，也都成了他那崇高正义的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