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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没有信仰 哪来的幸福

每天打开电视或上网看新闻,常看到:‌‌“航班延误游客围攻机场工作人员‌‌”‌‌“机场爆炸‌‌”‌‌“商场砍人‌‌”‌‌“孩子被摔‌‌”‌‌“城管打死人‌‌”……社会时常显出浓重的戾气。我们不能只简单谴责这一戾气横生的现象,也不能指望肇事者被惩罚就万事太平,此刻,更需要思考的是这些戾气的根源在哪里。

我觉得三个因素可以涵盖中国目前的很多问题。

第一个,来自不信任。现在中国庞大的信任危机是焦虑产生的重要因素。飞机飞不了,如果说是空管原因或是天气原因,可能没有乘客会相信。他拿起电话一打,一听说北京天气好着呢,就急了,说北京天气好着呢,你怎么撒谎?我无意替中国的航空公司解释,的确,它的服务有时会让我非常难以忍受。但是我仍要替它申述一点,中国的空中空间给民航的比例只有17%,剩下的全被拿走了。民航也有它非常委屈的一面,因此,有时候不得不撒谎。撒谎,公众不信任,所以就会焦虑,如果要信任的话就会心平气和得多。

第二个,我觉得来自中国人的‌‌“怕吃亏‌‌”。人太多了,所以都怕吃亏。我买了票你不让我走,那我不冤死了。

第三个,最重要的是,中国人已经非常习惯直奔目的,干什么事都是直奔目的,过程往往被忽略了,尤其是旅游。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我从来不习惯那种直奔目的地的旅游。有一次在厦门鼓浪屿,98%~99%的游客,甚至100%的游客,一到鼓浪屿就会直奔日光岩,到了那儿,爬几步照完相转身就走。而我离开日光岩不到100米,走进鼓浪屿的巷子里,突然看到另一个鼓浪屿,最美的鼓浪屿在巷子里。其实很多风景都在意外当中,但是大家都直奔目的地了。有个外国人写了一篇文章《跟着中国旅游团游欧洲》,他跟了一个中国的旅游团,八天十国旅游。八天十国旅游,这在国外是没有的,只有我们中国有。我们还有世界公园,一个公园里边有50多个国家的典型建筑,一天就能游完。我们太想直奔目的地了。

这就是过去匮乏所导致的一种急于拥有的心态。但是要忍受它是一个过程,慢慢地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离开这种生活方式,离开这种节奏。机场上安静的人会多起来,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一听‌‌“延误‌‌”,心平气和地转身拿出一本书。有的时候他可能突然还会‌‌“感谢‌‌”,幸亏今天飞机晚点了,我能把这本书认真地读完了。如果未来有一天,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人是这种心态就会好得多。

别去信那些没用的

一个人要想成功有三个层面,一个要立言,一个要立功,一个要立德。冯友兰先生曾说,立言和立功都有成本,立言需要天才,立功也就是事业有成,需要机缘。他说只有立德是最高境界,但是成本最低,可是最难,需要你每天坚持。我觉得幸福也要回到这三个词上,我还是愿意强调精神的作用,因为这个跟意识形态没有关系,物质有的时候也需要机缘,情感有的时候也需要机缘,但是只有精神需要你自己很强大,有一个强大的心脏。

举龙永图先生的一个例子,我很少讲这个例子,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他还是副部长,有一次把我们几个人叫到他的办公室,当时他也正处在最艰难焦虑的时期。因为是我们内部会议,当时他脱口而出:‌‌“我要是为了当官,你见过有这么当官的吗?‌‌”这一句话透露了什么呢?他的精神支柱高于官位,或者说跟官位没有关系。就像他有一次在日内瓦即将上电梯时跟我讲的:‌‌“你知道为什么要复关吗?中国不能走回头路啊。‌‌”这是他超越于官位的巨大的精神支撑,让他那么多年来都葆有一种很亢奋的动力。

对我来说也如此。我不想去讲述我每天做新闻时所遭遇的很多东西,但是经常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还在做?我说起码因为我还在相信,相信新闻有助于这个时代变得更好。我愿意信,新闻是我的某种信仰,对未来的好奇是我的信仰。

新闻永远跟其他职业不太一样。论工资收入,全世界媒体行业的收入都中等偏下。因此,从养家糊口的角度来说,这不是一个好职业。为什么还有很多人义无反顾、前赴后继呢?因为除了工资收入,还会有一些情感和精神的收入,有一种改变的欲望和推进改变之后的小小的、卑微的成就感。当然,现在很多有关系的人都去了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都去考国家公务员了。

我每年夏天都会回老家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几天不关注新闻。那儿的人也不太关注新闻,生活很好,幸福指数很高。你无力时,要知道有的人可能更无力,怎么去让那些更无力的人有力,哪怕多点希望。作为职业,这是使命。

因此,做新闻的人,不能人家失望你也失望。那么希望在哪儿?要一点点地推动改变,让人看到一种希望。我觉得,希望才能支撑人们幸福指数高一点,往前走。

如果有一天这些信仰不在了,崩盘了,我就不会再干了,但是支撑我的是这些东西,我就可以忍受日常的悲伤、挫折、打击。因此,每一个人,不管穷还是富,不管年轻还是已经衰老,都要给自己的精神找一个支柱,它是最廉价的,但也是最有用的。

内心的平静有时要靠精神去获得,这个不是阿Q精神,不是安眠药,你去美国、去德国都需要。德国还有很多具有信仰的流浪汉,他认为人就应该这么活着,我不浪费世界,但是我很幸福,这也是一种信仰。更何况当你有了精神支柱,有可能反过来物质的获得、情感的获得也会比你想象得要快一点,所以我还是愿意回到最廉价的更公平的能够获得的资源——精神。我们每个人最后恐怕都是靠精神活着的。

我跟大学生沟通的时候,很多人问我,说现在的社会不良现象都是‌‌“富二代‌‌”、拼爹、托关系送礼去打造自己的前程、看相貌等。我就问他,拼父亲,起码还得有父亲,我八岁的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我母亲一个人带大我们哥俩。开个玩笑,我也曾经拥有一次当‌‌“富二代‌‌”的机会,但是我爸没有珍惜。我们在内蒙古偏远的地方长大,离苏联最近。我在北京没有一个亲戚,我没有因为自己的工作送过一回礼,我不也走到了今天吗?

我总跟大学生们说这句话:‌‌“去相信那些对你们有用的东西,别去信那些没用的。‌‌”说我自己的故事,是要让大家相信,要靠自己的努力,你要变更强,你一定会成为强者。可是另一方面我也知道,现实中有另外的例子,可是你还得鼓励年轻人,去信那些该信的东西,因为它能改变你。因为如果你要信那些你没法不愤怒的事情,它只能害了你。

我也愿意相信社会是奔这个方向走,我还是愿意相信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时代的转折点,我们所有的不满意不是过去糟糕的结论,而是未来更好的开始。因此我们今天对幸福的追问、对公平的追问、对民主的追问是新的好的开始,而不是过去糟糕的结果。如果有一天我们自己都不信了,社会就会按照另一个逻辑走。因此,我们还是要乐观的,我觉得还是要去相信那些我们相信的东西。因为你的相信就是推动力。我在最近的节目当中两次说过这样的话:‌‌“当你把对方当朋友的时候,最后他真成了朋友。当你把他当敌人的时候,最后他真成了敌人。‌‌”一个时代也如此。

无信仰,不幸福

每个人的幸福和焦虑与大环境有关,但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都是原告也都是被告。卖猪肉的人用自己夹着瘦肉精的猪肉挣来的钱,兴高采烈地出来买了馒头,没想到被别人染了色。然后卖了染色馒头的人,兴高采烈地出来去给孩子买奶粉,结果里头有三聚氰胺。我们每个人都在害别人,而每个人又都是受害者,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怎么去建立一个良性循环?

我想有三个词可以概括,那就是公平、民主和信仰(或者叫希望)。

第一,没有公平就不可能让大家觉得我可以选择属于我自己的生活。不公平就会有愤怒就会有焦虑,用一句形象一点的话来说,我希望全中国人民都成为‌‌“富二代‌‌”。当所有的人都成了‌‌“富二代‌‌”的时候,财富就没那么重要了。要知道真正敢抛弃财富的人一定是富裕的人。就像大画家董寿平,他后来之所以成为大画家,是因为他们家太富了,他就喜欢画画,把财产全扔了,一心画画成了大家。如果他家庭不富裕他能扔掉财富吗?他会成为大画家吗?当中国人都成了‌‌“富二代‌‌”的时候,生活会静下来,这需要公平,规则的公平,各方面的公平。

第二,是民主,只有民主才能让全社会的信任建立起来,因为我参与其中了,就像陪审团。中国现在也慢慢开始让民众的意见参与进来,你参与其中了,最后你才会拥有更大的信任感。大家别把‌‌“民主‌‌”当成敏感词,十七大报告里头两个章节都在大谈民主。

最后一个,就是信仰(或者叫希望)。有信仰就会有敬畏,就会有变好的冲动与行动,就会有自觉对恶的克制,个体与社会就会美好一些。

我觉得中国有很大的焦虑痛苦,来自我们的确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度,中国只有1亿多人有着各种各样的信仰,剩下的都是临时抱佛脚。中国人进庙里或者到观里头目的非常明确。什么事?没孩子,那去找观音。什么事?病了,进药王殿。什么事?缺钱,拜财神爷。指向特别明确。另外,中国还发明了‌‌“许愿‌‌”和‌‌“还愿‌‌”这一说,全是临时的,千百年来就这样。

当然,必须强调,在中国,信仰可不一定与宗教有关,但一定与我们内心的充实有关。我们内心要建立一种信仰,就是要有敬畏。改革开放30年,欲望面前,信仰的核心是敬畏。敬畏是两个词,尊敬什么,畏惧什么。因此,我一直把它比喻成一条大河两边的河堤,这边是敬,那边是畏,河的堤坝足够高,不管河流怎么波涛汹涌,都不会泛滥成灾。但问题是,这100多年信仰的崩塌,敬畏的河堤不在了,或者变低了,因此欲望的河流奔腾泛滥,带来无数灾祸。

人一定是活在希望之中,只要有希望有信仰,人就不会那么焦虑。

寻找信仰,我觉得这是中国最大的命题。

中国改革头20多年,要解决人和物质之间的关系,‌‌“温饱‌‌”‌‌“小康‌‌”‌‌“翻两番‌‌”,全是物质的概念。经过20多年,我们物质达到了一定程度,提出了‌‌“和谐社会‌‌”,‌‌“和谐社会‌‌”不就是要解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吗?进入到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一个新的挑战来了,一个13亿的国家怎么解决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关系?

几千年走过来,中国人的信仰在哪里?它在一种杂糅了的中国文化里,在你姥姥给你讲的故事里,在你看的戏里,在小学课本、唐诗宋词里,这些纠缠在一起,养成了我们骨子里的信仰。比如中国人讲究对长辈的尊敬,对孩子教育舍得投入,懂得节俭,还有敬畏天地。

但过去我们有的一些信仰,几千年来对中国人起到支撑作用的东西被彻底毁掉了。中国传统信仰是八个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八个字是根基,可现在信的人也不多,如果还有人信,三聚氰胺、瘦肉精等也不至于那么严重。不信这八个字,是一个根源。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曾经提出‌‌“信仰危机‌‌”,那时候提的‌‌“信仰危机‌‌”跟现在我说的寻找信仰是不一样的。那时候‌‌“信仰危机‌‌”指的是对内心的挑战,而现在我们真的要寻找属于中国人的信仰,它是什么?它不一定是宗教,但应该是把中国人被摧毁掉的信仰链条重新接上。如果一个人活着没有任何畏惧,他会让整个社会感到不安。

也有人质疑说,现实中有很多的问题与障碍,可一下子把未来与目标推到了虚无缥缈的心灵与信仰上面,是不是逃避?是不是面对现实难题的一种无能并无奈的溃败?我想并非如此,正是因为这些难题,我们才更需要有清晰的信仰做攻坚的武器,更何况,我们都得知道,我们打算往哪儿走。

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的路。富裕之后,必是人们的主动选择。你总该信一些什么,比如真诚,比如友情,比如适可而止,比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让自己安宁,也让周围的人被感染,没信仰恐怕就无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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