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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革命”恐惧症与中国维稳2.0版

对中国公民社会尤其对自由知识分子来说,2014年是晦暗的一年。旧雨新知屡屡“失联”,话语空间不断收缩,打击一个接着一个。而这都因为一个敏感词:“颜色革命”。

维稳压力居高不下

“颜色革命”成为敏感词,始自2011年中国版“茉莉花革命”。那场所谓革命原本无非网上戏言,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确有其事。即便如此,仍几乎陷全国于紧急状态,大批维权人士遭非法拘捕甚至遭肉刑。从那时起,当局一直把所谓“颜色革命”当最大假想敌,习近平反复警告:中国是一个大国,犯不起颠覆性的错误。他所称“颠覆性错误”,或许就包括所谓“颜色革命”在内。

因为“颜色革命”恐惧症,维稳压力居高不下。即便周永康倒台,其政治遗产即维稳路线仍不动如山:

其一,对维权人士的镇压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愈演愈烈。2013年集中打击新公民运动,并延伸到其他维权领域。跨入2014年,打击持续升级,以致60多岁的著名哲学家徐友渔、70多岁的著名媒体人高瑜、80多岁的著名作家铁流皆不能幸免,颠覆了过去“刑不上老者”的潜规则。

其二,维稳对象从传统的维权领域,延伸到民间公益组织,以至仅定位民间智库的北京传知行研究所、仅致力乡村文化建设的立人图书馆,均遭关闭。传知行创始人郭玉闪、黄凯平更身陷囹圄。维稳范围几无边界可言,而令人人自危。

其三,意识形态领域急剧倒退,形成两大“重灾区”。一是网络舆论尤其社交媒体,转折点是2013年1月“南周新年献词事件”。当局对南周事件反向总结教训,认为舆论失控,可能沦为所谓“颜色革命”的温床。旨在收复“失地”或抢占舆论“上甘岭”的“新反右”接踵而至:整肃公知“大V”,严控社交媒体,甚至线下抓人、上央视“认罪示众”一条龙。舆论管制节节升级,已不再满足于文宣部门的行政控制,而是维稳部门跟文宣部门无缝连接,直接动用专政手段封禁不同意见者。

另一“重灾区”是高校及所谓“理论界”。今年11月,《辽宁日报》精心策划了《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的专题,派多路记者卧底课堂,搜集大学老师所谓“不当言论”予以揭发批判。公安大学副教授王守田即因所谓“不当言论”,遭北京警方拘捕。高校恐怖气氛直追“六四”之后的高校“双清”(清理、清查教师队伍)。

所谓“理论界”更是云谲波诡,部分官媒竭力推波助澜。王伟光即以中国社科院院长名义,在《红旗文稿》上呼吁阶级斗争不能灭。最高调的是所谓“红色文化研究会”,十八届四中全会刚过,便召开“掌握意识形态斗争主动权理论研讨会”,强调意识形态斗争重要性前所未有,而其所谓“意识形态斗争”,基本就是张春桥的“全面专政”理论即在思想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文革理论的翻版。

如果说周永康时代的维稳针对维权;2014年之后的维稳则主要针对所谓“颜色革命”。如果说周永康时代针对维权的维稳,侧重“掐尖”即谁冒头打击谁;针对所谓“颜色革命”的维稳,则指向中间社会尤其自由知识分子;周永康时代的维稳大多是各部门各自为阵,2014年之后的维稳则是统一部署,多兵种协同作战。本来在周永康倒台后,维稳一度遭遇合法性危机。但“颜色革命”恐惧症为维稳提供了新的合法性基础。维稳从1.0版升级到2.0版,强悍一如既往,尤其警权独大一如既往。

“颜色革命”恐惧症于理无据

中国真的存在颜色革命的即刻威胁么?答案是否定的。

所谓“颜色革命”,又称花朵革命,是指以政治社会总危机为契机,以中心城市为平台,以突发和快速集结为特征,以和平非暴力的街头抗争为手段,以政权更迭为目标的新型政治革命。2000年代末以来风起云涌,的确令北非、中亚诸国山河变色。但迄今为止,并没有在大国成功的先例。

对中国这样的超大型国家,“颜色革命”最难复制。“颜色革命”成功的国家无一例外属于弱国家,中国则是典型的强国家,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举世无匹。更重要的分别是,作为超大型国家,中国有极广大的政治幅员,为转移、缓冲社会矛盾与冲突提供了辽阔的纵深。中小国家不具此类优势,社会冲突一旦爆发,即无转圜余地,很可能瞬间摧枯拉朽。

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突尼斯小贩自焚引爆的街头抗议,可以迅速摧毁阿里政权。中国群体事件每年十余万起,比突尼斯小贩自焚严重得多的群体事件更不知凡几,却没有一起蔓延为全国性的抗议风暴。广东乌坎事件够激烈,动辄数千人上街游行,但乌坎周边村庄安之若素,对乌坎人的抗争始终不闻不问。即便声势浩大的香港占中,也没能引发多地联动,占中震撼世界,却没能撼动中国。

再就历史而言。九零年代中期之后,先有数千万国企工人下岗;继有不断恶化的三农问题;再有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导致的千万农民工失业。用官方话语概括,中国早到了所谓“社会矛盾高发期”。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层层叠加。因而不断有“危机革命”、“中国崩溃”的预言。

但预言者显然过于乐观或过于悲观了,他们忽略了问题的另一个层面,即作为超大型国家的中国,不仅有转移危机的巨大空间,统治机器更是超大型的,有非同寻常的抗打压能力和资源攫取能力;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则为其准备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独特的超稳定结构,任何孤立事件造成的冲击,但凡以举国之力应对,都不难平息。唯有多地联动导致的体制内外突发共振,才有可能撼动。但九零年代中期之后,多地联动从无先例,星星之火不曾燎原。纵然北非之变在中国并非没有回应,民间“颜色革命”的呼声一度高涨,但毕竟没有现实的物质力量依托,终归寥落,就连中国的“颜色革命”论者自己,都不得不承认“革命无力”而深陷绝望。

大致可以断言,只要没有高层权斗失控或经济总危机或大规模对外战争做导火索,多地联动的社会冲突将很难爆发,中国不存在“颜色革命”的即刻威胁。

政权存亡焦虑症导致恶性循环

那么,“颜色革命”恐惧症所为何来?

主要来自作为革命党对政权存亡的本能焦虑。“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是列宁主义革命观的灵魂。政权中心论因而根深蒂固:政权就是一切,得到政权则得到一切,失去政权则失去一切。为了保卫政权,可以不惜一切。始有林彪的名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建政六十多年来,当局政权存亡的本能焦虑始终不能解决。在毛泽东时代,这种焦虑叫“阶级斗争为纲”,六四之后,这种焦虑叫“反和平演变”。当下所谓“颜色革命”恐惧症,无非这种焦虑的延续,而与“阶级斗争为纲”、与“反和平演变”一脉相承。

敌我思维是政权存亡焦虑症的题中之义。毛泽东时代,党外有“黑五类”,党内有“走资派”,整个社会长期处于内战状态。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相对和谐,没那么多敌人,但到了维稳时代,又批量制造敌人。今天已被事实上当作所谓“国家公敌”的许志永、滕彪、陈光诚,有一条相同的人生轨迹:在他们的维权事业起步之初,即在2005年之前,不仅不是“国家公敌”,反而都跟官方有合作,都有官媒正面报道,都得到官方性质的奖项,许志永还曾是海淀区人大代表。但维稳时代一旦启动,他们即与当局渐行渐远。2007年陈光诚被囚,2009年许志永被囚,2011年滕彪被囚。他们三人,是维权领域的标志性人物,他们跟当局的关系变迁,折射了维权跟当局的关系变迁,折射了维稳对维权的强烈敌意。

维稳已经是经典的“敌人加工厂”,2011年之前,主要以维权为假想敌。2011年后更针对中间社会,把意见领袖乃至专业人士和公益组织都当假想敌。政权存亡焦虑症越强,对“颜色革命”的恐惧症就越强,维稳就越升级,国家与社会关系就越紧张。实际上是一场隐形“内战”,撕裂社会之严重,为六四之后仅见。

事实上,同所谓“颜色革命”的隐性“内战”无非望风捕影。权贵集团包括维稳利益集团如黑洞一般掏空国家,才是国家安全的最大隐患。周永康案、徐才厚案都有力地印证了这一点。终结了毛泽东所谓“阶级斗争为纲”,才有八零年代的改革开放;叫停所谓“反和平演变”,才有九零年代市场化进程的启动。同样,今天中国不终结对所谓“颜色革命”的隐性“战争”,维稳体制就还会持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紧张就不可能改变,所谓人权、法治,所谓现代治理,一切徒托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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