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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宁可少养5万兵,但东北大学是非办不可

——民国军阀的教育情结与建树之二

奉天东北大学

素有“土匪”之名的东北王张作霖虽然只是一个读过几个月私塾的半文盲,但这个半文盲对教育却一往情深,终生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主政东北期间,是东北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有人评价他“知用民财,培养人才……是国内其他军阀所不及”。

早在1915年,张作霖担任奉天城内第29师师长时,便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专门指出当时奉天教育存在的种种弊端,并提出了整顿的措施。张作霖在条陈中指出,奉天办学存在两大弊端:一在糜费过多,得不偿失;二是教授不得其人,仅是坐拥虚名,缺少实际才干。另外,他还提到,办学偏厚于高等小学,忽视初等小学,使师范毕业者不愿到初小就教。初小既乏良师,而毕业者亦无从升学。张作霖的条陈马上引起教育部、国务院乃至袁世凯的高度重视,肯定该条陈所指皆为症结所在,袁世凯命国务院将该条陈转交教育部查照。教育部批示:“现在小学之必待整顿,亦诚刻不容缓。整顿之法,当从力节糜费,严定教员、管理员资格入手。庶使不能胜任之教员、管理员得以大加淘汰,于教育前途乃有澄清之望。”并训令各省民政长遵照办理。

一年后,张作霖出任奉天省长。上任伊始,即在一份教育条陈上批示:“学务为造就人才之所,振兴国家之基,关系最重,而奉天又处特别地位,若不从整顿教育入手,更无以希望。”他深知教育经费的短缺一直是制约奉省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所以于1916年10月28日训令各县知事立即增加教育经费,要求各县每年的教育经费务占全县岁出总数的40%,并将此标准作为考成各县知事政绩的内容之一。1918年12月,他再次重申学款应占岁出40%的标准,并严订落实办法,如“今后各县知事仍不实行办理,即以废弛学务论,照地方兴学考成条例予以相当之处罚”。除此之外,为防止挪用、侵占教育经费的情况发生,张还建立了视学制度,督派专员赴各县调查教育经费的使用情况。视学相当于学监,在教育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严格视学制度,防止积弊产生,1917年7月6日,张作霖再次训令各道尹,在暑假期间完成各县视学调整撤换工作,规定视学不得连任。他还训令视学不得受人供给,如遇招待应酬之事,“固宜婉言谢绝,藉保廉洁”。除以行政命令加强教育管理外,张作霖还注重依法治教。其时,由其亲自过问而制订出来的奉天教育地方法规就有20多项,涉及教育行政,教育视导,教育经费,初、中、高等教育,师范、职业教育,社会教育等各个方面。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

为了解决发展教育必需的师资问题,张作霖于1917年1月9日又以个人名义致电教育部,请于奉天省设立高等师范学校:随后又直接给教育总长发去咨文,进一步强调在奉省设立高等师范学校的必要性,并表达了举办高师的迫切心情。由于张的积极争取,奉天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终于于1918年12月1日正式成立。开学典礼上,奉天政务厅长史纪常前往宣读了张作霖的祝词。为吸引优秀学子报考师范,献身教育,奉天的师范学校待遇优厚。不仅免收学费,而且免费提供高标准伙食。例如奉天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伙食早餐为大米粥、咸菜;中午大米饭、四菜一汤,两荤两素;晚饭四菜一汤,皆为素菜。星期六午餐改善伙食,有坛肉、木须肉、烧黄花鱼,烩海参等。其他如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伙食也非常丰盛。

职业教育是培养技能型人才最有效的途径。但在1915年以前,由于对职业教育缺乏认识,奉天省职业学校仅有8所。这远远满足不了社会需求。张作霖治奉后,积极推进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取得很大的成绩。1916年10月27日,张作霖颁发省教育会决议案给各道尹、县知事,令其遵照执行。决议案指出,“中国兴学十余年,毕业生千万数。其优异者,赫耀里闾,平庸者或执教鞭,或事庸书舍,余则无业可操,学校多一毕业学生,即国家增一无业游民,贫累家庭,贻讥社会。考其主因以学校教育纯属空谈,遂致积弊日深,几乎不可挽救。”“中国欲富强,必以职业为基础,各校添授职业教育,实为当务之急。”

为此,他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将职业教育寓于普通教育中,加强普通中小学课余时间的职业教育,并于1917年12月2日训令各道尹、省辖各学校,强调学校教育务注重实用,要求“所有中小男女各校,对于图画、手工、算术各课程,毋徒专求美观,务当注重实用主义”,以使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他还派人对全省的职业教育状况进行调查摸底,以了解各地方究竞需要何种人才,何种职业最受欢迎等情况,以便制定实施职业教育之标准。他还特地开征园圃捐,做为职教专款,使奉省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了可靠的资金保证。由于措施得力,且经费有保障,到1929年,奉天全省的职业学校总数达45校,其中省立6所,县立39所,在校生4798人。

张作霖虽出身于草根阶层,但其教育视野却想当开阔。其眼光并不仅仅局限于国内,还采取各种举措,鼓励青年出国留学。1916年刚刚出任奉天省长,张作霖即下令对奉省20个县的留学生进行调查统计,看奉天省到底派出了多少留学生。当他发现整个奉省在日留学生仅有68人时,当即决定增加名额,并于1917年6月和12月,分别派出两批公费留学生,入日本高等预备学校学习。两年后,就有26人以优异成绩考入日本官立学校学习,居全国第二。到了1918年,奉省留日学生已达150余人,翻了一倍还多;到1925年,奉天省已有232名留学生在外国学习。为便于掌握留学生情况,他还特派有经验的经理员到日本,对留学生加以管理,制定《奉天省管理留日学生暂行规则16条》,要求必须遵守。1919年日本物价飞涨,留日学生在生活上遇到了一定困难,为使学生安心向学,张作霖令对公费学生增加学费额数,对自费生由教育厅制定了《奖励自费留日学生办法》、《奖励留日专门大学自费规程》。规定自费生考入奉省指定之专门大学,学习指定学科者,给予额定之奖励金,奖金额数根据所在学校学科程度,地方生活状况和学年考试成绩,分为甲乙丙三等,分别每年给日金600、500、400元。

为了发展东北经济,增强实力,张作霖还向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奥地利、瑞士等国派送理科、工科、机械科等各类留学生600人。这些人员学成回国后,由教育厅逐一考察学生,酌情提出任用意见,经张作霖亲自审查批准任用,基本上都被分配到重要部门,为奉省的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张作霖统治时期,还特意选派一些女学生出国学习。1923年,奉天省教育厅指令驻日经理员蔡多祥,调查选择在日留学的女生,视情况给以奖励。奉天省黑山县女子周淑清伴黎元洪之女黎绍芬赴美留学,于1923年远隔重洋向张作霖条陈,“奉省于刷新百政之中,有遣派女生留学西洋之必要。”对于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女子的条陈,张作霖非常重视,当即批示:“仰教育厅查核办理具报。”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在整军经武的同时,在教育方面又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欣然采纳奉天省长王永江、教育厅长谢荫昌的建议——创办东北大学。他对王永江说:“我没读过书,知道肚子里没有墨水子的害处,所以可不能让全东北人没有上大学求深造的机会,岷源(王永江的字),一切事我都交给你了,开学越快越好。用钱告诉我,不管多少,我宁可少养五万陆军,但东北大学是非办不可。”

1923年4月26日,东北大学正式成立。购地款除外,东北大学的基建费用即达奉洋600万元。1925年,新校舍建成,其规模之大,功能之齐全,在国内也是首屈一指。除兴建校舍外,奉天省长公署还在北陵附近划拨官地200亩,拨款280万元,兴办大学工厂。这种大学设附属工厂,既顾及学生实习,又保障经费来源的模式,也是当时国内其他大学所未有。东北大学还另有植物园地100亩。这样,整个校园面积达900亩,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校园。东北大学常年经费在全国各大学之中也是首屈一指。北京大学当时的常年经费是90万银元,南开大学40万,清华大学虽有庚子赔款补贴,也只有120万,而奉天省财政每年划拨给东北大学的经费高达160万,人均为奉洋800元。

为吸引一流学者来此任教,东北大学所设定的薪金和待遇相当优厚,甚至高于国内的几所知名大学。以教授为例,北大、清华教授月薪300元,南开240元,东北大学则为360元。后期章士钊等人竟高达800元。东北大学还为教授们盖新村,建别墅,安排宽敞舒适的住宅。教授们回北京探亲,还予以报销往返路费。这样的优厚待遇,引来了当时许多的知名教授前来任教。据东北大学1928年的统计,在其128名职教员中,留学归来的有77人,其中11个博士、37个硕士、29个学士。而且他们其中大部分留学美国,毕业于美国的一些著名的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乃尔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其余40名即使没出国“镀过金”,也是毕业于国内一些知名的高等学府,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等。其教授阵容之盛,绝不逊于当时的北大、清华等名校。

东北大学的教学设备在当时国内也数一流。实验仪器和机械,诸如物理和化学仪器、工学机械、动植物标本、图书、工厂设备等,几乎无一不备,而且大都购自国外,比较先进,这在国内名校中也不多见。据1926年的统计,学校藏书共33164册,各类仪器标本共13516件,以及价值达86万元的机械设备,为学生阅览、实验和实习提供了优越的条件。至20年代末,经过短短六七年的时间,东北大学己成为国内学生最多的大学,教授300人,学生数已达3000人,而当时北京大学也只有学生2000人。最初,有不少日本人不相信张作霖会把东北大学办好。可是,日本学者新岛淳良在参观东北大学之后,也不得不说:东北大学的实验设备是第一流的,教授薪金也比国立大学高许多。其教育水准“高于日本在满洲开办的高等教育院校”。除东北大学之外,张作霖为培养交通人才,还于1927年在锦州建立了“东北交通大学”。这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满与干预。当时日本驻奉天的总领事吉田茂,曾向奉天省长莫德惠提出,“要求中国方面反省修建培养铁路人才”,否则将诉诸武力。面对日本的警告,张作霖一笑置之,照建不误。

张作霖主政东北期间,还经常慷慨解囊,以私财用于教育。其种种善举,亦可圈可点。

1921年10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出文件,对自费留日学生因故要求公家借费者给予遣送回国,并订有遣送回国办法8条。张作霖听说后,认为此事关系国家体面,这样做是国家的耻辱,大骂一通,随之自掏腰包,拿出10万元汇给这些与自己毫无关系的留学生,以维持学业。司徒雷登在北京办燕京大学,到处筹款,给他大力支持的人中就有张作霖。司徒第一次去奉天筹款见张作霖,是在大帅府的老虎厅内。张作霖听了他的介绍后说道:“你办的教育事业本来是应该我们中国人自己做的。现在你做了,我十分感谢!”当场捐款五千大洋。以后,只要司徒雷登开口,张作霖总是慷慨出手,从不推托,还把三子张学曾送到燕京大学就读。

为了在全社会树立尊师重教的风气,张作霖首先以身示范。每当孔子诞辰日,他都会脱下戎装,穿着长袍马褂,到各个学校给老师们打躬作揖,坦言自己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仰仗各位老师,特地赶来致谢,云云。

从1916年出任奉天省省长,到1928年皇姑屯事件逝世,张作霖主政东北,也就十几年的时间。十几年时间,在历史的长河里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就见效缓慢的教育而言,很难做成多大的事情。但在张作霖手里,却把教育做得有声有色。从普通中小学教育到高等教育,从职业教育到师范教育,无论是规模还是质量,都跃居全国前列,堪称奇迹。仅凭这一点,就应当为其青史留名。特别是办东北大学,也就几年时间,一所不仅国内一流,而且国际知名的现代化的大学便立起来了。联系时下吵吵嚷嚷办世界一流大学,热热闹闹几十年,至今不仅不见踪影,反而笑话百出。在半文盲的张大帅面前,我们那些博士党政大员和院士大学校长们还有什么脸面谈教育?

有了张作霖打下的教育基础,才有了后来东北的十项全国第一。可惜,他生下了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秽德彰显,丑声洋溢”(毛泽东语)的儿子,竟把这样一份好端端的家业拱手留给了日本人。张大帅地下有知,真不知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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