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今天公布令计划被调查的消息，海外流传一年多有关令计划卷入腐败，甚或卷入党内斗争的消息终于得到证实。‘明镜’网追踪报道令计划特别突出，并且率先提出中共党内存在着一个“新四人帮”。如果这种说法是成立的，那么，令计划就是“新四人帮”中最后一个。这位从表面上看，跟其他三人比起来“在党内地位最低，实际上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令计划是如何垮台的？我们就此专访明镜总编辑何频，他向我们揭示了令计划被暴露的过程。
新四人帮是如何被发现的
何频：我们跟令计划的问题有很深的关联。一方面我们很早就注意到令计划这个人物。为什么呢？因为在薄熙来事件刚爆发的时候，我们开始发现对薄熙来处理的签名都是令计划。我们开始有点误以为令计划帮助胡锦涛拉下了薄熙来。但是，后来随着了解的情况越来越多，我们发现令计划和薄熙来有非常密切的私人关系，那就是令计划的父亲令狐野和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在山西中共早期革命期间就已非常熟悉和亲密的朋友，用中共的话说是战友。后来令计划能够从山西地方调到北京团中央工作，一定程度上也是薄一波的势力在起作用。
在发现了这种情况有点变化后，我们进一步追踪令计划。后来我们得知了法拉利事件，这一涉及令计划孩子被撞死的事件非常具有神秘性，非常蹊跷。接下来就发现这件事跟周永康连在一起。通过周永康案件，我们又发现周永康通过自己的情妇叶迎春和叶在总政治部的弟弟，与徐才厚有密切的关系。于是，这四个人就出现了一种关联性。而这种关联性，随着我们发现的情况越来越多之后发现，这四个人虽然令计划的党内地位最低，官位最高的时候也只是中央书记处书记，而另两位是政治局委员，周永康甚至是政治局常委。但是，无论是徐才厚还是周永康，实际上他们在后面尽量去吹捧和推令计划走上前台。因为令计划后面有一个更关键的人物，这就是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这样，令计划实际上的地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要通过总书记这么一种方式来取得一些权力，一些支持，一些批示等等，都要通过令计划。所以令计划有这样一种得天独厚的政治资源。这时我们就开始揭示出一个令人吃惊的政治版图—就是所谓的“新四人帮”。
令计划的下场或许比周永康更严重
何频对本台表示，新四人帮的概念刚提出来的时候，很多人根本不相信。不相信这四个人是一个集团，更不相信这四个人有一个政变的行为，也不相信令计划会垮台。因为令计划相对来讲比较低调，相对来讲他的工作非常勤奋，而且又是胡锦涛的大秘书，中央办公厅主任，是胡锦涛最倚重的一个人物。所以他的垮台对胡锦涛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当然，谁也没有想到，周永康在谷开来被处理的时候，他还去视察合肥法院；审判王立军的时候，周永康还去视察成都法院，也很难想象他们会一个一个落台。
法广：今天我们从新华社公布的消息还看不出官方到底会指责令计划涉嫌犯下什么样的罪行？在您看来，令计划涉嫌的主要罪状会是什么，是政变吗？
何频：关于令计划的罪行，现在只是一个通报，未来还需要中共内部去拿捏一个怎么去解释令计划为什么被抓的这样一个问题。也需要走一个法律的过程，最终通过一个法律的认定来对令计划定罪。但是根据我们现在了解的非常有限的情况来看，令计划涉及的罪行不会低于薄熙来、徐才厚和周永康。他可能不像徐才厚那么贪婪，在物质上有那么多享受，有那么多情妇，或者有那么多现金；他又不像薄熙来那么嚣张，那么张狂；也不像周永康这样涉及这么多的直接的刑事案件。我前面已讲过，虽然在新四人帮集团里面，他在党内的地位相对比较低。但是，他比另外三个人要年轻。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在十八大的时候，周永康和徐才厚必须下来。如果没有王立军事件，薄熙来当一个政治局常委是可能的，当政法委书记是有可能的，但是因为薄在党内具有巨大的争议性，加上年龄限制，他要成为新的总书记的可能性比较小。所以他们三个人联手在一起，最后抬出令计划来取代习近平。那么，令计划从一个很平实的、比较本分的这样一个中共的官员就演变成为一个野心膨胀到极点的这么一个人物。让他去挑战习近平，对中共大佬们原来所定下的习近平作为接班人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原来所定下的十八大的人事安排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那么这种挑战现在就被认为，是令计划真正的罪行。也就是在中共党内有人所说的，令计划集团是1949年以来，真正被认定的，罪行比较确凿的政变集团。原来所谓的高岗、饶漱石，所谓的刘少奇，所谓的林彪，所谓的四人帮都比较牵强附会，而令计划这个集团真的是开始实施了。而他真的有一个既定的目标。假如这个指控未来有一些证据来支撑的话，那么，令计划的罪行和未来的下场不会比薄熙来好。应该跟周永康差不多，甚至比周永康还要严重。因为只有他才是这个所谓新四人帮里面最重要的核心人物。
当局会从刑事上来找令计划的死穴
令计划一案似乎跟党内权力斗争的关系更重，如果公布令计划所谓新四人帮的罪行，习近平有可能不但无法收到反贪打腐的收效，反而会引发政治大震荡。何频以为，当局不会轻而易举给令计划定下一个政治性的罪行。
法广：假如令计划挑战习近平的指控被落实的话，假如令计划是新四人帮集团的一个核心成员的话，那么，令计划案似乎跟习近平两年来推行的打贪反腐的路线越来越偏离？这个案件是不是意味着反贪腐越来越跟权力斗争发生了密切的关系。直到周永康案为止，在定性上，在给国内外舆论的感觉上，习近平是在反腐，在打大老虎。我们设想令计划也脱不开腐败的嫌疑，但是有关“新四人帮”的说法，使案子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何频：我不认为中共一定会真实地公布他们内部所认定的这个新四人帮的罪行。因为正如您讲的，这样可能会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反而达不到打击贪腐的目的。打击贪污腐化的目的，它的收效是双向的：一方面改变了权力结构，建立了自己的权威，重新让自己的人马能够安插进去，把别的政治势力的人马拉下来；第二方面就是得到一些民心。因为老百姓不管怎么样，你有没有改变体制，他可能认为一下子可能达不到，或者他也不太关心。但是你能够打下一些贪官，他总是支持和高兴的。因此反腐败就会得到好多民心，有利于建立习近平的权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使令计划的真实的罪行是政变，是朋党，但是，在未来认定他的罪行的时候，也可能找其他的罪名的可能性比较大，从而降低政治震荡。我相信今天的中共领导人都是政治上的老手，不像五十、六十以及七十年代那种政治上的草莽英雄。那种第一代的所谓革命家。他们这一代已经经过了政治的洗礼，已经知道怎么保护自己，怎么达到自己最后的政治目的。所以我觉得他们不会轻而易举地来定下一个政治性的罪行，而是从刑事上来找到令计划的死穴。而且这个很容易找到，因为腐败问题几乎从每一个官员身上都能找得到。
习近平的选择：革命和暴力或者民主宪政
法广：现在看来，胡温时代问题相当严重，常委周永康完蛋了，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完蛋了，大内总管、胡锦涛的中共中央办公室主任令计划也完蛋了。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胡锦涛和温家宝的责任何在？海外已经在报道温氏家族的财产的聚敛。另外，这个案子是不是也在暗示，再打下去，距离江泽民越来越近了？江泽民会不会被牵涉进去？
何频：我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胡锦涛和温家宝时期固然贪腐问题极其地猖獗和严重，但贪腐并不是从他们那里开始，而是从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个时候贪腐就开始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于让一部分胡作非为的人先富起来，让有家庭背景的人先富起来。这里面可能只有极其罕见的一部分人是靠自己的智慧、靠自己的勤劳真正大富大贵起来。其余绝大多数都是权力和利益的交易。这从邓小平时代开始，到江泽民时代就很严重，到了胡锦涛和温家宝时代，已经达到了一个顶峰。这个顶峰之所以出现，原因非常简单：中国共产党存在的一个唯一的基础就是贪污腐化。因为他既不是靠一个法律上的、选举制度所产生的一个民选的政府，也不是一个革命政党，有革命理想的这么一个政府。所以它剩下来只有一条：官员们为了贪腐而当官。所以官员们的贪腐不是某个个人贪不贪的问题，而是所有的官员是以那种形式贪腐的问题，是贪多贪少的问题，是“合法的贪污”和非法的贪污的问题。我为什么讲合法的贪污呢，也就是所有的官员他们的薪水，收入，都不是通过一个正常的公正的认可的程序而给他们的待遇。没有几个官员没有灰色收入。有意思的是，如果这个官员不是为了贪腐而当官，那他比贪腐的官员还要可怕。因为他是一个被人类抛弃的，而且证明是对人类已经犯下巨大罪行的所谓共产主义来当官，那不更可怕吗？所以，除了这样一批人以外，全部的官员的贪污都只是大和小的问题、多和少的问题，只是以那种形式来贪腐的问题。现在习近平把这样一批人打掉，如果他不重新建立一个革命式的政党，重新把革命和暴力拉回来，那么他就必须要走民主宪政的道路。而不可能像胡锦涛和温家宝时代那样混。也不像江泽民时代那样“闷声发大财”。也不可能像邓小平那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以，习近平在打击贪官污吏以后的动作，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关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