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的11月9日，我在中国广州，为《南方都市报》写下社论《期待一个没有墙的世界》，纪念柏林墙倒塌20周年。两年后，我被迫离开中国，甚至不被允许呆在香港。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天，我在德国看着柏林墙倒塌25周年庆典，听着人们欢呼自由的胜利，心中充满了疑问：难道这世界上没有中国吗？
这不只是我的个人故事。当西方媒体都在弹冠相庆的时候，中国网络上也在传播着同类的消息，却是分外小心翼翼地，同时包含着期待、羡慕、悲怨而又恐惧的情绪。和五年前相比，中国言论自由的尺度变得更小，网络的审查更加严厉，街头抗议的空间几乎收归为零。五年前，为民主和自由而奔走的许志永、伊力哈木•土赫提以及刘萍等至少都还拥有法律条文上的自由，如今他们都身陷囹圄。
这个尴尬的图景从25年前就开始了。柏林墙轰然倒塌，苏联解体、东欧巨变接踵而来，西方世界宣告冷战结束了，沉浸在胜利、激动与对未来的热情期待之中。而当时的中国，民众在“六四”镇压之后的肃杀与悲凉中艰难地呼吸。直到邓小平“南巡”讲话，再度推进经济改革之后，世界舆论才把中国纳入这个乐观未来的链条之中，认为这也是自由女神的胜利之旅——市场经济必然为中国政治带来民主改革。
我不会否认后冷战时代为中国带来的福祉。正如我在五年前的那篇社论中所说的那样，世界的多元对话渐多，全球资本流动自由，为中国深化市场经济提供了良好的舞台。新一代的中国人，在相对而言更加轻松、更加包容的国际环境中成长起来，比冷战时代的父辈有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正在成长为世界公民。然而，自由女神没有光顾中国，民主女神甚至在香港都难以藏身。
在浩如烟海的纪念柏林墙倒塌的文章中，仅有少数几篇提到中国的“六四”事件。这是非常不公平的。成千上万勇敢的中国人，冒着坐牢的风险走上街头，拉开了结束冷战的序幕。无数人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他们的人数和姓名，至今都没有得到公开、公正的调查和清理。中国人为新世界的到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当人们在欢呼胜利的时候，却把这些仍然饱受奴役的功臣遗忘了，故意视而不见，甚至宣称他们也得到了同样的自由。
中国民主运动推动了冷战的结束，而冷战结束让它成为世界的弃儿。冷战时期对于共产专制阵营的对抗减少了，压力减弱了，甚至相关的研究也停止了。不止一位西方外交官对我说过，他们在与中国政府谈判的时候，总是发现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远远超过他们对于中国的了解。冷战结束之后，中国政府对于西方国家的研究和情报收集，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因为经济的崛起而有所加强。
中国政府一方面适应世界趋势，开打国门加入对话与沟通；另一方面，苏联、东欧的变化以及各种“颜色革命”成为中国统治者的心病，加深了他们对于西方世界的敌意——对于大多数中共党员来说，此前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抽象的恶魔，是随时恭候着我们去解救的“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今天的西方世界是一个具体的敌人，是随时有动机也有能力颠覆我们政权的自由之师。
中共修建的“柏林墙”不只是一个物理边界，它是综合的移动的隔离所，包括对异议人士的监禁、对互联网的屏蔽、对全球媒体的侵蚀与控制以及对西方民主的曲意宣传。如果说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过分简单化的话，那么现在它变得过分复杂，以致让越来越多的人失去基本的是非判断。
也许中国修筑起了迄今最为牢固的柏林墙。这道墙长在人们的心中，甚至让人们变成砌墙的砖。我在第一次参观柏林墙之后写道：“如果你是一只鸟儿，你就会向往自由的天空。当你成为一块砖头之后，你就不会有飞翔的愿望，你的理想就是被砌进一堵墙，或者被拍到别人的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