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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兰偏远的市郊有一个沿印第安角高速路的单排商业区，一家形如宝塔、饰有夸张艳丽红色门面的店面与周围其他店面明显区分开来，这是一家中餐馆，它周围分别坐落着一家美甲店、一个酒品店和一个洗衣房。七月一个温和的上午，两名顾客走进昏暗的餐厅。此时距离午餐还有半小时，除了水缸中几条无精打采的鱼，餐馆里面十分冷清。
在后厨间，各种刚出炉的汤锅冒着腾腾蒸汽；两名厨子正以眼花缭乱的速度切着生姜。这里提供的是自助餐。大部分客人早就已等待着就餐，而饭菜才刚开始准备。“客人们都到了！你们怎么这么磨蹭？”声音来自餐馆老板——一位五十多岁嗓音尖细的中国人，边喊着边将一个重重的盒子摔到金属柜上。
身材瘦长Rain是这里年纪稍长的厨师。他29岁的，已经在马里兰州工作近两个月了。他一言不发地站在那里做着炒面，松散的刘海拢在一顶印有Linkin Park的棒球帽里。“你俩太慢了！”老板向另外两名刚来几天的厨师吼道。Rain还在专心致志地准备着自助菜品，心中盘算着一会儿是否能抽根烟小憩一下。根本没必要为那些几乎都不认识的同事出头而给自己找麻烦。
Rain出生于中国的一个小村庄。他离开家人，穿过沙漠，举债上万美元来到了美国。从曼哈顿一辆红眼巴士卸下来之后，他同其他饭店雇员在高速路出口跟着那些在此等候的饭店老板赶往他们的新“家”——各个95号洲际公路的沿街单排商业街。这是他在这家餐馆工作的第四年，他对自己做炒面和煎虾的手艺越来越满意。
另一位厨师摔下刀，同老板顶了起来：“我在那么多餐馆做过，还没有哪个老板冲我抱怨！你这么爱操心，自己来做好了！”说完他便摔门而去，踏上去往纽约的行程。Rain叹了口气，
接下来的48小时是一周里最为忙碌的时段，而现在所有工作只能靠他一个人来做了。“我那么跟他说话有错吗？”老板问到。Rain并没有搭腔。
整个美国遍布着四千多家中餐馆，几乎是麦当劳店面的三倍。甚至一些千人小镇也能见到它们的身影——怀俄明州的派恩代尔（人口2,043）一家，纽约市的Old Forge（人口756）一家；宾夕法尼亚州的拜耳佛农（人口1,085）有三家。大多数餐馆是家庭经营，聘用的雇员都是一次只呆上几个月的移民，提供的住宿则是由别墅或公寓改造的临时宿舍。这些餐馆通过中国人经营的巴士公司与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等城市连成一个地下网络——由职业介绍所、移民旅馆、昂贵的庇护律师等支持着，延伸到远在中国的乡村和城市，那里的人们背井离乡来到美国追求理想中的美好生活，而实际上并非那么美好。
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份，Rain要求我使用他的英文化名。他身材修长瘦弱，机警而寡言，这更多的是来自谨慎而非羞怯。如同老板和每个在餐馆工作的人一样，他主要关心的是尽可能多的攒钱，用于偿还蛇头，并寄回中国的家中。他总觉得周围的人多少有些好逸恶劳，而且有些人总想占他的便宜，所以他并不同别人交谈，而是默默算计着：清理虾子要用多久，还有多少日子能见到他在纽约的女友，还需偿还多少债务；晚上他则躺在空荡荡客厅中简易睡床上琢磨着进展缓慢的绿卡申请。有时他也会鼓足勇气，穿过商业区的停车场，去“赛百味”吃顿午餐，点一些他连英文名字都弄不清楚的东西。
“我能理解他的做法，”Rain向我谈到他的老板，“他经营这家餐馆差不多有二十年了，每天都是餐馆到宿舍两点一线的生活。”老板的妻儿都在中国。“当你做一项工作这么久的时候，你的视野就会局限在这种生活方式中。”Rain的手指紧紧扣在一起说道。
再次见到Rain是在纽约唐人街，他正站在一个写有“幸运日职介所”的招牌下。他一周前辞去了康涅狄格州一家外卖餐馆的工作，来此寻找新的工作。Rain说：“也可以在网上找（工作），但大家都通过中介，因为这样更容易些。”
曼哈顿大桥脚下的爱尔德里奇和科西街交汇的一角聚集着很多做中国人生意的职业中介，其中三家的招牌格外明显：Xingdao餐馆职介所，Red Red餐馆职介所，以及成功餐馆职介所。一名来自北京的女士告诉我说：“没有身份的中国移民只能在三种地方工作：按摩店、美甲店和餐馆。”人们都来这里寻找餐馆工、服务员或者厨师之类的工作。
那天恰逢周日，也是一周里最忙的一天。求职者们在中介处排起的长队一直从楼梯间延伸到街上。他们会去当地的小餐馆吃上一顿麻辣花生面和猪肉水饺，然后继续求职。越临近周末，这里越冷清，因为老板们不想在繁忙的周五或者周六雇佣新手，即使有经验的厨师也需要几个小时来熟悉菜单。
每家中介都差不多——狭窄的屋子内栏杆后面摆着一张长桌，几名女雇员守着几台电话和本子。栏杆上贴着的便签上写着各种来自新泽西、长岛和纽约的工作，其中大部分都注明了“本州外的工作”。Rain穿过人群，往来于各个中介。一对中国夫妇正从一家中介出来走入另一家“所有的中介（提供的工作）几乎都一样，”Rain说，“但如果他们都有你的电话，找到工作的机会能大一些。”栏杆背后的记录员在记录本上草草写下了信息。Rain告诉我们，求职者要呆在楼梯间或走道上等消息，往往只要几个小时就要动身，而他则要在当天结束前坐上巴士前往新的工作地点。
在二楼一间烟雾缭绕的办公室内，一个人正向中介解说他擅长用海鲜沙司在盘子内摆出山水风景画。他还展示了手机中的作品照片。“我这有个不在本州的工作！”中介喊道。“在康涅狄格州！你跟老板谈谈！”中介将电话从栏杆下递给他。“你好，老板？”他说道。
当中介找到合适的人选后，厨师和服务员就会向餐馆老板询问工时、住宿和薪水问题。勤杂工的月收入约为1,200或1,500美元；会英文的服务生则可以赚到比这多一倍的薪水。餐馆距离纽约越远，招工也就越困难，所以他们开出的薪水也越高。Rain解释说，他会首先询问潜在雇主的年龄和籍贯。“因为五十多岁的人同我们这代有代沟。”他解释道。那些经历了文革时期物质匮乏年代的人们更关注钱财，而且不在乎生活品质；地域也会造成差异。一位厨师跟我说：“来自中国北方的老板更好相处，而福建和台湾的老板只看重钱！”这是工人们的一个主要顾虑，他们也会告诉你，这个国家中绝大多数中餐馆都是福建人开的。
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餐馆业主要由广东人控制，他们的烹饪难以置信地重塑了美国对中餐的认识：糖醋里脊、馄饨、左宗棠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晚期，移民人口的成分发生了变化。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和80年代末的事件激起了美国民众的愤慨，中国移民也因此获得移民法庭的特殊豁免。福建人借此机会涌入美国。福建省背靠群山峻岭，面向台湾海峡，不便的地理位置让这里大部分地区的人们几个世纪以来都处于贫困之中。那里的居民匆忙离开，各个村庄在一夜之间几乎全数清空。
来到美国的福建人到餐馆工作，学习做生意，攒下钱来要么买下雇主的餐馆，要么另立门户。起初，餐馆都集中在大城市，但随着竞争的加剧，一些有胆识的移民离开城市，去追寻更高的利润。纽约亨特学院亚美研究学院教授Peter Kwong说：“以前的工作只仅限于唐人街和皇后区，所以人们会互相推荐。”但随着中餐馆在全国逐渐蔓延开来，它们之间的联系由职介所来完成。
传统的福建菜多汤且味道微甜，多贝类海鲜。但在福建移民接管了餐馆后，他们延续了广东的菜色，菜单上也保留了春卷和芙蓉蛋。在中餐业，福建人留给人们的印象是勤奋但多少有些目光短浅。关于这点，流传着一个笑话：如果一个人沿高速公路成功经营了一家加油站，西方生意人或许会在附近开一家杂货铺或者餐厅，而福建人却会一窝蜂过来开上50家加油站。
这个笑话实际上是对于餐馆业暴利的淡化折射。在福建省会福州市周边的村子里，几乎每条街上都有人家出去打工往家寄钱。厚屿村在几十年的修建热潮之后，村中豪宅到处可见，但是几乎没人居住；该地人口大量流失，以至于非法占房者搬进某些空房中居住，长达几个月都没人发现。我在那里遇到一名在新泽西开外卖餐馆的妇女，她指着那些空房子说：“即使没人住也没关系，但你得建一个大房子，那样人们看到的时候就会认为这个人在美国干得非常好。”
该村庄在Rain离开之后的2009年，厚屿村北面的水上也发生了类似的转变。大部分仍然生活那里的成年人得到了外海亲人的资助，而那些留在当地的人仍需要做着农耕打渔勉强维持生计。Rain的父亲先前是位老师，后来去了一个遥远的工业区工作，每次回家都会给Rain带来玩具。“我很崇拜他。”Rain告诉我。
Rain很怀念村里的生活。幼年是在村间小巷里没日没夜的玩耍中度过的。再大点的时候，他和他的朋友们喜欢玩爆竹，会将爆竹插到水牛粪便中，点燃后撒腿就跑。他记得那些日子慵懒的逝去，年复一年没有任何紧迫感。但是在美国几乎没有闲暇，他说道：“如果你在这里邀请别人出去吃饭，或者去别的地方玩一天，他们会说，‘什么？你觉得我在美国有那么多时间吗？’”
他告诉我他之所以来美国并非因为贫穷，而是因为受到了宗教迫害而不得不背井离乡。他母亲在他小时候就开始信仰基督教，他十九岁从职业学校毕业之后也开始和他母亲一道，参加了一个基督教家庭教会。
2009年的一天，他和一群年轻人在讨论《圣经》，突然警察闯了进来，不由分说地将他粗暴送进了监狱，还要求他缴纳相当于324美元金额的保释金才能释放。从监狱出来后，警察不允许他随便走动，还经常去他家检查。由于无法工作，他不久便陷入了绝望的境地。
在美国，人们经常会抱着怀疑的态度审视那些宗教压迫故事。而来自中国的庇护申请远超其他国家。2012年，有超过10,000名中国申请者获得了庇护，其中很多人都是在高价律师和翻译人员的帮助下获得的；埃及是第二大庇护申请国，成功申请到庇护的埃及人不足三千人。实际上，福建地方政府并不特别针对基督教徒，也极少打压小型家庭教会。
在追问下，Rain承认他们村的人之所以想来美国还有其他原因。比如他的父母亲就想让他过来：“他们一辈子都很穷。他们不想让自己的孩子继续穷下去。”甚至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也很难让自己摆脱下层社会的命运，Rain说：“有很多人上过大学，文质彬彬也有教养，但就是连他们也找不到工作。”
去美国的费用会因省份不同存在差异。在皇后区一家拥挤的旅馆中，我见到了一名26岁来自河南省的年轻人，他花了12,000美元取得学生签证。在经过了蛇头培训通过领事馆的面试，并被一家俄克拉荷马州的英语语言学校录取后，他直接飞到了纽约申请庇护。Peter Kwong指出，福建人走的是一套完全不同的途径，他们支付的费用也是最高的：“福建村民不太可能因为别的地方价钱便宜而绕过这个网络。”
当Rain决定联系蛇头出去时，他的父母亲在村里打听到一个价钱：70,000美元。家人和朋友借钱帮他支付这笔费用，待Rain抵达美国之后他再慢慢偿还。“70,000美元不是笔小数目，但你一个月能挣2,000美元——所以几年之后你就能还清了，”他说道。“而且还完债务后每个月还是能挣到2,000美元。”中国私企员工平均年收入为4,700美元。
蛇头告诉Rain尽可能少带东西，他告诉我：“他们说，‘你以为我们是带你去旅游吗？越轻越好。’”两周之后，一辆货车载着他到了福州，将他丢在机场放并留下一个假护照、一张写有地址的纸条和一张飞往北京的机票。“从走出家门那刻起，每件事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Rain说到，“我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走这么远。在北京，我第一次见到雪。”出租车司机按照纸条上的地址将Rain送到了一家旅店——一个移民中转站。他在那呆了两周，平时不是在周围转悠就是看看电视，感觉就像在度假。
终于要动身了。Rain带着另一张写有墨西哥未知城市的纸条，和一位同样来自福建的年长些的男人上了飞机。经停法国时，他们焦急寻找着他们的转接航班。飞机最终降落在墨西哥，Rain感到十分害怕。他叫了一辆出租车并向司机支付了一笔远超车费的钱。“我觉得他们很清楚我们都是些什么人。”Rain说。第二天，一辆车接上了他们并向北驶去。颠簸了几个小时后，他们终于到了一座四处种满庄稼的小屋。屋里是一些墨西哥人和看守他们的蛇头，他们在等待时机穿过边境。没人说中文，Rain饿了的时候指了指自己的肚子，有人塞给了他一盒方便面。
房子就在距离边境不远的地方。蛇头把所有人都打量了一遍，确保他们有着能在沙漠中走上一整天的良好状态，给了他们每人一瓶水后就将他们赶出了门。向导吹起一条充气艇，带他们渡过了格兰德河。“你只要理解‘Go’的意思就行了，”Rain说道，“当向导说‘Go，go，go’时你就跑。”
Rain和他的同伴们走了一整天再加上大半个夜晚，直到临近黎明他们才到达了一条公路，蛇头的一个同伙在那里等着他们。他们先去了休斯敦，一辆货车将他们直接送到纽约。“我刚到那里的时候，抬头望着天空，”Rain告诉我，“一切看起来都那么大。而在中国，似乎一切都挤在一起，而且很小。那时我想，美国的生活将会很美好。”
Rain有亲戚就在纽约附近，一个他几乎不认识的堂兄开车将他带出纽约到了一个家庭餐馆。他在他堂兄的房间中单独呆了一个周，而其他家人都出去工作。“每个人都这样，”他说道，“他们不想带你去餐馆，因为每个去餐馆的人都想在那工作，跟他们分薪水。”
最后，Rain的堂兄送他去了曼哈顿，告诉他得靠自己了。在同在这个城市的老乡的帮助下，他找到了唐人街的职业介绍所。他与一家餐馆老板签订了协议，然后向中介支付了一小笔费用，大概20美元左右。中介给了他一张单子，上面列着他的工资、老板名字和电话号码，以及应该乘坐的巴士。按惯例，餐馆地址并没有写在那张单子上。“没人知道他们要去哪里，”Rain解释道“他们就那么冷不丁冒出来，然后给你打电话。”他收好自己的行李，和其他新雇员一起走到了几个街区之外的一个唐人街巴士站。
Rain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奥尔巴尼城外一个家庭经营的餐馆，他是那里唯一的员工。他刚落脚老板就让他准备所有的晚餐菜品。Rain切鸡肉时总会切到自己的手指。老板嫌他什么都不懂，但也不来帮忙。吃饭时，这家人给了他一碗米饭和一些蔬菜，让他自己一个人吃。饭后，老板往地上倒了一桶水，要求他擦干净。Rain打电话向朋友抱怨。“老板在欺负你，”朋友说。“他知道你刚来美国，所以他让你干很多活。”转天他就坐巴士回到了纽约。
Rain的朋友告诉他找个远点的工作，“那样老板对你会好点。”Rain在南卡罗来纳州找到了工作，在那里他呆了两个月。“刚开始的时候，我什么都不会——只能打扫卫生，然后煎点东西，”他告诉我，“现在我基本上什么都能干了。”他做了第一个蛋卷、第一个福饼，也学会了怎样烹制那些在中国从来没见过的菜品。他还学会了用玉米淀粉来制作左宗棠鸡的脆皮，如何去调稠芥蓝牛肉汁。像那些在繁忙的中式餐馆中的大多数厨师一样，他学会了如何只用一把重重的切肉刀来处理一切食材，从清理小虾到切碎大蒜。“你要做得很快，这才是重点。”他说道。
自那时起，Rain便开始频繁跳槽，在一家餐馆做几个月后就回到纽约休息一下，然后继续寻找下家。他对曾经工作过的州和城市鲜有印象，也只在抽烟的空档或者夜晚回宿舍的时候才离开厨房。他告诉我，他不会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去散步。“如果迷路了怎么办？”他说道，“不懂英语没法问路，老板太也忙的顾不上你。”
他们一周工作六天，每天早晨，老板到宿舍来接上所有员工送他们去餐馆。准备工作按部就班的进行着：首先备好电饭煲，然后摆上自助餐用的盘子，最后就是为午餐而忙碌了。一家中国人经营的公司会送来物资，大家会一起将肉剁成小块以备快速烹煮。他们戴上橡胶手套，将肉块同盐和玉米粉拌匀，然后密封放入冰箱冷藏。这样的过程每周要重复两次。在美国的中餐厨房中，只有枯燥无味的紧张劳作。Rain工作的厨房中，唯一在说话就是老板，而他也仅限于抱怨而已。如果哪种菜快吃完了，服务生就会通过一部音量高的吓人的对讲机通知后厨：“再多上些菠萝鸡！”
Rain初到美国之时，他觉得自己已经对中餐相当熟悉了。他的父亲对自己的厨艺引以为豪，他的母亲也是一位娴熟的厨师。她教他什么时候放调料，什么时候加香芹调味。Rain 在村子里做过一段时间的厨师，觉得自己已经掌握了父母的一些经验。“就算我从来没做过饭，但是我能从我的经历中回想起来。”他对美式中餐感到诧异，美国人吃饭跟小孩子一样：他们喜欢淀粉和甜食，而且害怕吃带骨头的鱼和肉。“美国人尽吃些油炸的东西，”他告诉我，“这是不健康的。”真正的中餐要更加精细：“你得花上很多时间来学习（中餐）并且要真正理解它。”
在马里兰州，大部分老客户似乎都是冲着自助餐来的，而且他们能吃多少就吃多少。Rain喜欢在餐馆看着人们。“我喜欢看到人们吃的干干净净，”他说道，“我喜欢看到人们尝了第一口我的菜品之后点头称赞的样子。”他会花上数小时来制作一个完美圆形的中式煎蛋卷。“芙蓉蛋的制作需要很多功夫，”他告诉我，“如果你有时间，你就能做出一个真正完美的蛋。你可以做得更大、更好看、更圆的煎蛋卷。客人们会觉得，他们花了这么点钱但得到了这么美味的食物，还这么好看。他们或许以后还会再来的。”。
Rain将马里兰州的工作视为扩展他技能的机会。“人们总是会在外卖餐馆里一遍遍地点同样的食物。”他说道。更大的餐馆则有机会学习新的菜品。他目前的薪酬是每月2800美元，虽然不错，但是还没有好到引发关注的程度。“如果有餐馆给你开到3000美元的薪水，你会觉得这个餐馆一定有问题。”他告诉我。
Rain和他同事一行六人住在他老板自己的一座红砖连栋住宅里，就在餐馆附近的森林开发带附近。房子很干净，三层楼都铺着白色的地毯，并且为每个员工都配备了一样的小床、桌子、椅子和灯具。“有些老板不会去料理房子，”Rain说到，“尤其是租来的住房。房间里也会弥散着各种气味。”每个餐馆员工都有睡在潮湿地下室或者和其五个人员挤住在一个房间的辛酸史。很多人抱怨房子里没有洗衣机，只能花上一整个休息日手洗他们满是油渍的T恤。
Rain的老板在这方面却比较考究。厨房有着花岗岩台面，但住在里面的员工只能使用放置在车库里的电炉和小牌桌。整座建筑从外面看与其他房子没什么不同，除了门阶上摆放的那个满是烟头的锡罐。
那些去宾夕法尼亚州多伊尔斯敦，或者纽约水牛城工作的餐馆员工则不太担心高强度或长时间的工作，他们只是担心那种隔离感。“如果你做这份工作太久了，你最终会失去理智。”一个厨师告诉我。Rain说他周围的人们戒备心都很强。不论厨房还是餐馆宿舍，大家互相都不说话，所以很难提出问题。他甚至都不知道那里半数员工的名字。“我和一个同事打招呼，他完全没有理我，”他说道，“有些人会在一个月中去二十家餐馆工作。他们没有时间交朋友。”Rain刚来时，他和另外一个厨师住客厅。他们对坐在各自的床上，在电脑上看着中国电视剧或者发短信。
“没有交谈，也不会道晚安，”Rain说，“只是当看到另外一个人关上台灯时，你会想到，哦，我应该把耳机音量调小点了。”
在美国呆了一年之后，Rain想到了他的一个高中同学，她也在餐馆工作，每隔几个月就要经过纽约一次。一位朋友告诉他怎样用中国的即时通讯服务来联系上她，Rain开始在他休息的时候约她出来。“我们两个人来自同一个世界，有着同样的目标。”他说道。Rain的女朋友叫Annie，二十九岁，瘦长的个头接近Rain。她比Rain先来美国一年，说到餐馆的工作时，她能侃侃而谈。“她有很多想法，”Rain告诉我，“她的想法甚至比我还多。”Annie让Rain更努力工作，少休点假，为以后成家多存点钱。
尽管初到美国时还不懂英语，但她很快就学会了在外卖店接电话。（Rain指出，女性在餐馆通常从事下单或服务员的工作，这让她们有更好机会练习英语。）她最近去了家日本餐馆，很多中国人更喜欢日本餐馆——那里的薪水不错，卷寿司也不像炸面条一样需要高温加热。Rain接受马里兰工作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在他之前Annie曾在那里工作了好几年。“我想在她走过的道路上跟着她走。”他告诉我。
每当回到纽约时，Rain就会找个旅馆下榻，或者睡朋友的沙发，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年后，他决定找一个固定住所。他以五百美元的价格在布鲁克林的一所公寓中租了个单间，尽量每隔一周就来看望Annie一次并为她做一次饭。“如果你有自己的公寓，你就不必总是带着行李和随身衣物了，”他说道，“当你受伤时，感到不开心时，或者被老板训斥，被炒鱿鱼时，你总是会有一种‘家’的寄托。”
Rain最担心的是获得公民身份。在他到达美国之后不久，他的朋友就给他介绍了一位唐人街的庇护律师，基本服务费需要10,000美元。Rain支付了费用，写了申请，收集了证明文件。因为申请庇护必须在越境之后一年内完成，他找了一个布鲁克林的教会来证明他到达的日期。三个月之后，他得到了面试的邀请。“律师教我要看着庇护官员的眼睛，”他告诉我，“如果你紧张或者搞混了时间，他们就会觉得你在说谎。”
Rain于2010年年底得到了庇护，一年之后他的律师帮助他申请了绿卡。但他不久后告诉我，律师在联邦调查局针对庇护申请诈骗案中被捕。原本六个月的申请过程足足拖延了近三年。
正值九月中国的中秋佳节之际，Rain与老板协商获得了一周的无薪假期，他邀请我来布鲁克林品尝一些家常福建菜。地点是位于布鲁克林唐人街第八大道他堂兄的公寓。
我到那里时门是敞开着的，Rain和他的堂兄还有几个朋友坐在一张玻璃台面桌子前。他们带着一次性塑料手套津津有味地吃着熏制的鸭头。Rain给我倒了杯茶说，非常客气地向我表明，我不必非要吃这些鸭头。炉子上煮着汤，他堂兄拿出之前藏的半瓶酒，接着一边在肉汤中煮着米线，一边向汤里加入牡蛎和卷心菜，还有一把蜷着的小鱿鱼。“这个汤没有名字，”Rain说，“只是个简单的汤，下了点面条。就叫它海鲜面条汤吧。”他打开厨房的柜子给我看他堂兄收藏的调味品。“你看到了吗？”他说道。“中国人一道菜就要放所有这些酱汁和调料。”他的堂兄指着鸭头说：“知道美国人为什么不喜欢吃带骨头的肉吗？因为他们太懒了！”
Rain的堂兄刚来美国的时候也在餐馆工作，但他尽快离开了这个行业。“太辛苦了！”他边说边向我演示厨师几近疯狂的日常工作：晃动炒锅，从架子上取食材，然后不停的翻炒。“每天都要像这样做十二个小时！”坐在桌边的Rain也不禁笑起来。对于他堂兄所说的餐馆工作带来的疲惫不堪他感同身受。“美国人想什么时候休息、享乐都行，”他告诉我，“而中国人得看老板的脸色。”Rain的父亲2012年去世时，他甚至不能回到国参加他父亲的葬礼。“我欠家人太多了。”他感慨道。
对很多餐馆工人来说，来美国的决定是无法改变的。但随着移民生活不断滋生出种种失望，人们自然会开始考虑移民美国之外的出路。看似光鲜亮丽的美籍华人其实正忍受着更甚于普通大众的贫苦。纽约移民社区中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中国部分地区日益增长的经济给了人们更多的选择，在美国工作的诱惑力逐渐消退。今年二月，我在皇后区的一家宾馆遇到一位经历了一整天艰辛求职的女性。“我本以为美国是座天堂，但这里只有寒冷！”她抱怨道。四个月后，她回到了北京。一位福州出租车司机告诉我说，他很高兴自己没能成功移民：“我父亲觉得有个在美国的儿子就像没儿子差不多。”
过几天就要回到马里兰州了，Rain尽量不去想这件事。他是那批雇员中唯一留下来的，其他人都无法忍受老板的脾气。Rain觉得那里太远了，如果能在近点的地方找份工作，他就可以每个周末都能见到Annie了。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Rain深感给家中母亲寄钱的压力越来越大。但他告诉自己，每个来美国的人都要准备好迎接困难。他说道：“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下一代。不论如何，能来这里闯荡总比留在村里强。”
汤好了，Rain盛了满满一碗面条和海鲜。肉汤清淡鲜美。在开始吃面条之前，每个人坐在桌前啧啧地喝着汤，Rain看着我们吃着面，脸上露出自豪的微笑。
晚饭后，他和我沿着第八大道走着想买一些月饼，他谈到了未来。五年之后，如果一切按照计划，他自己的债务将会还清，也会攒下足够的钱养育一个孩子。他和Annie想找个华人社区安定下来，组建家庭，或许还会开家属于他们自己的餐馆。他想知道福建人餐馆是否能在唐人街之外取得成功。他说道，美国人可能还没做好准备，但是如果他们有机会品尝一下自己制作的菜品的话，美国人也会喜欢上的。他向我保证，下次相聚时，他会精心准备一些更美味的菜肴。
Rain看着第八大道的鱼贩们处理他们的冻鱼。“晚上这个时间来买海鲜是最便宜的，”他告诉我。“他们反正要把没卖掉的海鲜扔掉。”一名妇女正在购买一只巨大鲜活的红蟹。“如果你从没吃过那些螃蟹，你一定得尝尝！”看着我略带忧虑的表情，他补充道，“不要担心——我会将那些壳去掉，然后将它剁开的。这样吃起来就不费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