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5月10日，胡耀邦在中南海会见陆铿（左）。
记得幼年时候《古文观止》，有一篇至今还可背诵的、生动的故事，叫“颜斶说齐王”。它底开头一段，原文如下：
齐宣王见颜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悦。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对曰，“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驱士。与使斶前为慕势，不如王前为驱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王曰：“有说乎？”斶曰：“……（如何、如何）”
自我“阿Q”的好文章
试把这篇“古汉语”译成今汉语，这故事大致是这样的：
齐国的国王一次接见一个知识分子颜斶。国王说：“颜斶，走近点！”颜斶也说：“王爷，您走近点。”国王听了，颇不高兴。那些接待单位的陪同人员乃说：“国王是统治者！你颜某是被统治者。大王叫你‘走近点’；哼！你也叫大王‘走近点’，你能这样吗？！”斶说：“啊呀！我如向大王‘走近点’，那就是我去拍马屁。大王如向我‘走近点’，那才表示大王礼贤下士！与其我去拍马屁；何如王爷来礼贤下士一番呢？！”国王听了，把脸色一变，说，“是国王高贵，还是你知识分子高贵？”颜斶说：“当然是知识分子高贵！国王有什么高贵！”国王说：“你讲讲看！”颜斶说：“……”
颜斶被问之后，乃取出录音机，大讲其：“知识分子高贵，国王有什么高贵……”的一番大道理来。说得那个齐国的中兴之主，心悦诚服，真的“走近点”、“礼贤下士”起来。并且还要聘颜斶作老师，官拜政协常委呢！谁知这位臭烘烘古代梁漱溟，还装腔作势，不干！不干之余，还说了一大套酸溜溜的大话，什么“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政协常委、立监委员算个屁。老子就是不干才能“终身不辱”呢？
这个故事虽是一篇古代“臭老九”，编出来自我“阿Q”的好文章。它也说明古往今来，一般所谓“士”、所谓“儒生”，想乘“红旗牌”，进中南海，被礼贤下士一番；然后出来写篇“XXX印象记”，然后再被聘为“政协委员”，而“婉辞不就”的单恋心理。——这位野史作家所表现无遗的政治单恋，可能也是柏杨所说的“丑陋的中国人”中，所谓儒生底“丑陋”的一面吧？！
比较一下蒋毛二公之处事
上述这个故事，纵使有几分真实性，那末齐宣王以后两千多年以来，在二十五史之上，也未再发生过了。有之，则是统治者恩准的“陛见”；或者是儒生替统治者出“统治”主意的“对策”；而“对策”的儒生，最得意的就是所谓“承旨”——迎合统治者的意志；这样便可以青云直上、封侯拜相了。否则说错了话，则往往自招灭门之祸——这一来皇帝大人就被彻底地孤立了。
这一“固有文化”传统，到了“民国时期”，被弄得变本加厉。因为“专制时期”，还有些所谓“言官”“清议”，起起哄。民国以后就一切都没有了。专制时代士子上进，还有所谓“三考出身”！到国共两朝，就只剩个“入党做官”了。因此“承旨”的风气，乃更不可收拾。
据说当年蒋委员长有要事，要向政学系首领杨永泰咨询时，杨总预备了四个不同的“条陈”，装在中山服的四个口袋里。他可从上司的口气里，决定自哪个口袋里取货。而另一位大官则不懂固有文化，一次胆敢和老板争辩起来，不幸他又不谙“宁波官话”，老板骂一声“强辩”，他却误听为“枪毙”，而双膝跪下了。“强辩”既可“枪毙”，则统治者也就自我孤立了。
据深知蒋、毛二公个性的“两朝领袖”们说，对蒋你还可“枪毙”一下；对毛的金口玉言，你是绝对顶撞不得的。这样一来，一九七六“四•五运动”时，天安门前究竟死了多少人，毛主席反要去问一问国外来访的贵宾了。
在这方面，凭天理良心，国民党这位“难兄”，比他共产党那位“难弟”，还稍胜一筹，重庆时代《大公报》，在小骂大帮忙之外，多少还可写写“看重庆、念中原”，为饿死的饥民伸伸冤。伟大的“毛泽东时代”，连这点也没有了——“党的政策”是碰不得的。只许拥护，不许批评。这一来“大跃进”、“大革命”，就只剩下歌功颂德之份了。
邓、胡、赵这群罗马“后三雄”，实在是“命大”——不然也早在“坐飞机”（按：“坐飞机”乃文革时的一种体罚）时摔死了。不亲自“坐飞机”，三公如何能领略卢梭名言：“暴君之下，人人平等！”
胡、陆之会是民权初步
此次胡、陆之会，两尊“大炮”齐发，声震寰宇。关于万言长论，则四大护法、十大统一，论者多矣，奚待老僧饶舌。但是作为一个熟读中国史书的教员，吾不能不揽卷称庆——这是个民权的初步，民主的开始！杜威、胡适不言乎？“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胡陆之会，便是这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起步。这种“方式”，在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历史中，哪里有过这回事呢？
胡耀邦何人？！别的官衔不谈，他底政治权力和地位，总比“齐宣王”那位山东“省委书记”要大得多吧。
陆铿何人？他曾是KMT党报的老编；在新朝坐牢二十二年的阶下囚。现在呢？食无鱼，出无车；采访、编辑、送报、跑腿、扫地、抹桌……一脚踢底“克难报人”（恕我借用“经国先生”的新名词）；一位百分之百的人穷志不穷的“寒士”。他居然也大叫“王前”，和当今操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生杀大权的统治者，分庭抗礼，平起平坐。咿唔终宵，作“宣室之谈”——只论苍生，不问鬼神！这是中国二千年统治史上所未尝有过的事！
试想三十年前，陆老如不在牢中，而老胡的前任，也有老胡的大嘴巴和雅量，爽朗开明，亦若老胡，也能和老陆来个通宵的“宣室之谈”，则大跃进和大革命，岂不会少死几百万人！这岂只是生民之福？刘主席或许可免于“叛徒、内奸、工贼”之嫌；彭元帅可能也不会离婚；贺老总也不会喝小便；无辜的邓朴方，也不会在轮椅上，度其有为的一生。时来太晚，夫复何言？！究比一仍旧贯佳甚。
走笔至此，我并不是说二人的会“谈”，是白璧无瑕的。二人一问一答的急就章，有的也是未经过“调查研究”的。就以《人民日报》这座“名山大川”来说吧。它拥有一千九百名雇员，真就太多了吗？
纽约市仅拥有两万读者的侨报，不是也拥有雇员一百七十余人吗？两两相较，则日出六百万份以上，日收“读者投书”高达四五千封的《人民日报》，比一家小侨报多出十倍，就数据来看，似乎还稍嫌委屈了些！
好在胡、陆二公都只是在放炮，放过就算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个“名山大川”之言，如出于胡公的前任，那可怜的《人民日报》，就要变成纽约的“金洋银行”了。（编按：金洋银行为华人在美国开设的大银行，被美国财政部钱币司以负债大于资产、没有能力还债的理由，骤行关闭。）
话可随便讲，事要认真做，这原是民主的“生活方式”中重要的一面啊！
一九八五•七•二•匆草•纽约
原刊《百姓》半月刊1985年7月16日号第100期
陆铿：胡耀邦访问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