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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我要当个“大多数”

——幸运的大多数二之二

莫非我们都有把握自己不会变成少数人?

真是太巧,同样一番话,十天之内竟然听过两回。第一回,是朋友转述,说内地一位媒体人和他在社交媒体激辩关于“占中”的事情,一时激动,那位媒体人坦白宣告:“二十多年前,我也曾经支持过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但我现在明白了,原来那只不过是少数人的诉求,根本不是大多数人的意愿。同样地,现在香港这几百万人再怎么闹,也都只是少数人而已。我再也不会犯错,一定要坚持站在大多数人那边”。第二回,我亲身耳闻,内地一个聚会上头的新识急着要跟我这个香港来客表态,痛斥“占中”。他说:“当年我也参与过学潮,上过街闹过事。但那又能怎样?没用的,时代前进的方向不会因为少数人而改变。香港弹丸之地,区区几百万人,应该认清时势,跟上大局,别再继续瞎闹,顾及大多数人的利益”。

这些话并不叫人意外,但还是让我咀嚼良久,接下来一个多礼拜都还会在入睡前省思其中的涵义。不,它们不深奥,很好理解,而且许多人都说过类似的话。我也没打算去和说这些话的人深谈“占中”的是非曲直,反正大家所得讯息不等,很难有个客观的共同起点。让我在意的,是这些言语中的喻词,例如“形势”,例如“少数”和“多数”。

单从说理的角度而言,你要批评“占中”,甚至回头谴责六四民运,其实都能找到不少论点,甚至还是些不错的论点。为什么有必要把形势和数量也搬出来呢?尤其数量。难道就因为对方人数较少,所以对方的立场就一定是错的吗?一种意见的合理与否,一种取态的黑白对错,难道和相信他们的人数相关?如果真讲推理,我们都晓得这种思路的缺陷,因为真理不由数量而定。但是在我们大部份人的日常思维当中,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逻辑的,而且精确的概念也并不总是最重要的。真正引导我们日常未经反省的思维活动的,往往是一些很感性的隐喻。在那番言语之中,数量便是这样的关键隐喻。当一个人在批评对立方只是“少数人”时,他并不是在逻辑地否定对方立场;他只是想加上“多数等于正确,少数等于错误”这个隐喻等式,以增加其说服力罢了。有些时候,一个人甚至还可以放弃任何推理的努力,只消使出这招等式,似乎就足以判明是非。

比方说一些因为房产被拆迁而上访的百姓,他们跪在政府部门前面的广场上哭诉;你可以说他们只是少数人而已。少数人受到影响,但地方发展上去了,大部份人会得到好处。又比方三峡水库工程,动迁人数几达千万,至今仍有未了后患;但你还是可以说他们是少数人,因为半片中国都会得到好处。再近一点,为了确保APEC期间北京空气清明,少数华北农村虽逢降温,但也还是不准在炕下烧柴取暖。这少数人的一时寒冷(也许这真是少数人了),换来了国家的面子,这岂不也是使多数人蒙利的美事?

这套思路如此流行,乃至于在一些非常极端的时刻,我们会看到它非常极端的表达。譬如前阵子令人神经紧张的连串恐怖袭击,惹起不少怒火,有些人就在激烈的情绪底下留言网上:“那区区几百万维族人,应该全部抓回来彻底汉化。把他们灭了,消融了,我们十几亿人才能得到安定”。它背后的预设仍然是个数量关系;几十个维吾尔人犯罪,凭什么可以牵连整个族群?因为他们到底人少,就算全族加起来,也比不上汉人壮大。多数人有好日子过,一小撮人灭族也就无所谓了。

我明白这是气话,但为什么一个人一生气,就能冲口而出地吐出一堆如此骇人的言语呢?在某些国家,再怎么愤怒,一句“黑鬼”恐怕也是个天大的错误吧。

能够顺利搬用这套等式的人,想必是站在多数人那边的吧。也就是说,他恰好不是一个第二天醒来,房子被拆了一半的人;他恰好不是一个长在四川,住在大坝库区的居民;他恰好不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奶奶,寒风初起,于是打算在APEC那几天烧炕过夜;他又恰好不是个生在喀什的维吾尔青年,不用到内地大城讨生活,在找地方落脚的时候受尽白眼。他恰好不是“少数人”,他真幸运。

我们之所以要讨论公正的问题,起点正是因为不可能每一个人的运气都是这么好,每一个人的一生当中都有机会变成那“为大多数人而牺牲的少数人”。念及诸种人间不幸境遇,念及任何个体不必要的受苦,因此我们关心社会制度的公正,不使一人遭难牺牲。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走到今天,会如此轻易地放言他人的牺牲,如此方便地漠视他人的处境?莫非我们都有把握自己不会变成少数人?

是的,重点就在于不要掉队,不要让自己沦为少数。比起追求制度之公正,个人的奋斗上爬要来得容易得多,也有把握得多。不想房子被拆迁影响,那就努力使自己住进一个不可能被拆迁的房子。不想自己被牺牲,那就设法令自己成为一个永远不会被牺牲的“多数人”。

政治上则更不容许犯下这种投向少数人的错。好比那两位因当年支持六四民运而悔悟的朋友,他们的反悔并不在于那场运动的原则有错(至少这不是他们现在这番言论的要点);而在于他们错判形势,对多数人走向的估计有误。可是,我们又该在瞬息万变的形势当中如何明辨政治上的“大多数”,那个等同于正确,等同于“主流”,等同于官方路线的“大多数”呢?不过两年之前,薄熙来在重庆推动的“唱红打黑”也曾一度被人以为是“大多数”。六十多年来,还有数不清的“正确”最后被人发现是错的,还有数不清的“大多数”成了值得追悔的少数。就算六四,当初也有些人以为自己跟上了形势,最后认错闭嘴,绝口不提往昔的误判。在这种情形底下,你有一直当个多数的自信吗?

套句内地网络红人周小平的话,“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若想好运到头,你不能只是不辜负这个时代,你还得不辜负任何一个时代。就像“国学大师”范曾那样,从文革到今天都几乎全部正确了,紧紧掌握住了“大多数”的动向。

这就像是小孩玩的那些游戏,要是不想被“鬼”抓出去,就得灵敏迅捷地跟上大队,躲进人堆当中。落单掉队者,咎由自取,怨不得旁人。这种游戏考验的不是推理和逻辑,更不是价值;而是聪明。所以“我再也不会犯错,一定要坚持站在大多数人那边”,这句话指的不是我终于看清了是非,我终于懂得了曲直;它的意思就是我“成熟”了,学乖了,我比从前聪明了;如此而已,没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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