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即使不给胡惟庸扣上谋反的巨帽，也可以将他宰掉，为何在给他扣上谋反巨帽之后，仍要不顾露出种种破绽，再给他加上通倭、通虏的罪名？
丞胡惟庸虽然被砍了头，但此案并未了解。从涂节揭发他谋反，到他被杀，前后只有四天。四天时间，且抓了一大批人，当然不可能审出什么眉目，使此案有个明确的结论，于是胡惟庸的谋反案情，在他死后不断丰富，不断增添故事情节。
胡惟庸被杀那一年，朝廷对外公布的罪状是：
一．毒死刘基；
二．隐瞒占城国贡献；
三．私给文臣以没官妇女；
四．枉法乱政，朋比为奸；
五．谋反。
朱元璋仅凭前四条罪状，也完全可以把胡惟庸宰了，汪广洋啥罪状都没有，只是定他一个“柔奸”罪，不亦照样砍了头乎？但朱元璋一心要把胡惟庸定成谋反罪，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理直气壮地兴起党狱，凡是他认为要杀的，便可以扣上“胡党”的帽子，而一被打入胡党，便是参与谋反，死有余辜。于是案情在以后数年，几度补充，以致越编越奇。
据《明史》记载，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胡惟庸谋反案有如下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情节：
胡惟庸的势炎越来越盛，威震朝野，这一年，定远老家忽然传来消息，他家老宅的水井中忽然生出石笋，高出水面数尺，于是便有人大拍马屁，说这是了不得的吉兆，并且为讨他的欢心，争相报告符瑞出现，说他祖上三代坟地，夜间有火光烛天，这可是要出领袖的奇瑞呀！胡惟庸大悦，于是野心膨胀，心生反叛之念。他暗中利用权势和财物，拉拢被朱元璋责骂并贬官的吉安侯陆仲享和平凉侯费聚，让他们在外地招集兵马，为起事做准备。又与御史大夫陈宁查看全国兵马册，企图掌握军队。
后来胡惟庸的儿子酒后在街市上打马飞驰，不留神从马上栽下，恰有一车驶过，把他压死，胡惟庸盛怒下，喝令随从将车夫打死。朱元璋对胡惟庸的擅权专断早已不满，闻讯大怒，命胡惟庸抵命。胡惟庸请求私了，用金帛赔偿车夫家人，老朱不准。胡惟庸大为恐慌，遂与陈宁、涂节等图谋举事，并派人紧急通知各地党羽，要他们在外地响应。
朱元璋为了使胡惟庸谋反的情节更具真实性，还指使人编造了“云奇告变”的故事。这个故事后来被谷应泰先生编入《明朝纪事本末》，并不断被一些史学家转述，越传越奇。
云奇是个太监，负责看守紫禁城西华门，胡惟庸府第就在西华门附近。这一天，胡惟庸谎称宅中水井有甘泉涌出，请朱元璋前往观看，准备在宅中将其刺杀。胡惟庸的阴谋被云奇探知，朱元璋御驾出西华门，他突然冲到驿道上，拉住御驾，勒住辕马，要将胡惟庸的阴谋报告皇帝，怎奈喘息未定，又过于紧张，一时说不清所以然。朱元璋怒其冲撞御驾，立命左右狠打，几个卫士一拥而上，拳杖齐下，云奇被打倒在地，右臂折断，将死之时，仍挣扎着以手指胡惟庸宅。老朱这才恍然大悟，下车登城眺望胡宅，见有甲兵藏于屋墙夹壁间，刀枪林立，即发羽林军，将胡惟庸及府中所有人全部逮捕。等到老朱要召见那个临危报警的太监云奇，给予赏赐时，他已断了气矣。
这些故事，显系编造，什么井中长出石笋、坟地夜有火光冲天，都是借用一些想当皇帝者而炮制的种种祥瑞，加在胡惟庸头上，是根本不可能发生之事，除非胡惟庸暗中派工匠在老家的水井中垒砌出所谓石笋，又派人夜间在祖坟地里放火。而朱元璋登上西华门，看到胡府中“藏兵复壁间，刀槊林立”，更是可笑，胡府中的房屋不可能没有房顶，再说西华门与胡府还隔着一段距离，朱元璋没有望远镜，那双老眼，也不是什么遥感探测仪，怎能透视夹壁中的藏兵？
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朱元璋又在他亲自编写的《大诰》中，公布胡惟庸通倭的罪状，说是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胡惟庸与其死党明州卫指挥林贤密谋，让他借打击倭寇为名，袭击日本朝贡船只，然后由胡惟庸上奏朝廷，以破坏中日邦交的罪名，将林贤贬往日本，让他暗中联络，请日本政府派兵刺杀朱元璋。三年后，由胡惟庸派人把林贤秘密召回。林贤回国后，日本国王派遣如瑶藏主以朝贡为名，率四百余名精兵，把火药兵器藏在贡品巨烛中，来中国伺机作乱。因胡惟庸已经伏法，事情败露，日本鬼子被发配云南守边，林贤被灭族，妻妾没官为奴婢。
后来，朱元璋又在他亲自编纂的巨著《昭示奸党录》中，公布了常州武进人封绩于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的供词。供词称，他受胡惟庸指使，到北方与元人取得联络，他和林贤见到元丞相唐兀不花，转达了胡惟庸的谋划：请元丞相出兵骚扰明朝边境，胡惟庸在京城发兵，里应外合……
朱元璋深知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他将亲自编写的《大诰》颁发全国，无论官民，人手一册，且必须认真学习之。而《大诰》中关于胡党谋反、通倭、通虏案情的公布，也就等于为自己开展这场深入持久的杀人运动的必要性、正义性，做好全国性的宣传鼓动工作。
胡惟庸通倭、通虏的案情，编得漏洞百出，史学家吴晗先生，早在1934年，便对胡惟庸案做过仔细考证，写下《胡惟庸党案考》，文中说：
“胡惟庸党案的真相，到底如何，即明人亦未深知，这原因大概是由于胡党事起时，法令严峻，著述家不敢纪载此事。到了事过境迁以后，实在情形已被淹没，后来的史家只能端凭《（明太祖）实录》，所以大体均属相同。他事有不见于《实录》的，便只能闭户造车，因讹传讹，所以极多矛盾的同时纪载。正因为这许多纪载之暧昧矛盾，所以当时人便有怀疑它的。”
考证胡案，不是本书的宗旨，吴晗先生已对胡惟庸一案中刻意编造、自相矛盾等种种不可信处一一批驳，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寻找吴文一阅。
朱元璋即使不给胡惟庸扣上谋反的巨帽，也可以将他宰掉，为何在给他扣上谋反巨帽之后，仍要不顾露出种种破绽，再给他加上通倭、通虏的罪名？自有其目的在焉。这次杀人运动，持续达十年之久，为使运动能够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不断地杀、杀、杀，把他认为必需杀掉的人全部杀掉，他必须为胡党的罪名升级加码，才可以无限株连蔓引，想杀谁就杀谁。而有了这些十恶不赦的罪名，全国臣民才会觉得胡党大逆不道，死有余辜，衷心拥护伟大领袖开展的杀人运动。
朱元璋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发起史无前例的清除胡党的伟大运动，全国立即掀起一场检举揭发胡党分子的高潮，上至中央大员，下至各地大小干部、社会各界人士，或相互牵连，或相互揭发，而一经告发牵连，便立即收监刑讯，抄没家产。有仇怨者，往往把告发对方是胡党作为报私仇的最有力手段。一些横行霸道民怨甚深的豪强遭到了报复，许多富室大户被罗织进来，甚至连平时夹着尾巴做人的富户也被嫉妒者推入陷阱，一时间全国遍地是胡党分子，运动开展仅两年，就有一万五千余人被处死。而胡党分子被籍没的家产，也成为中央政府或曰老朱家一笔巨大的收入。
朱元璋于运动取得阶段性胜利后，改为大规模屠杀而为重点分批处死，即发现一批处理一批，只要曾经与胡惟庸有来往的朝臣官吏，皆定为胡党而杀之，泰安知州王蒙，只是因曾到胡惟庸家看过什么名画，也被定为胡党，砍了头。
扣胡党巨帽的随意性，由此可见一斑。
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李善长被杀，清除胡党的运动至此基本结束，被砍头者达三万余人，家属被流放或没官为奴者不计其数。
朱元璋发起这场运动的中心任务，主要是解决中书省和丞相的问题，一切部署都是紧紧围绕这一中心做出，因此杀的大多是文臣。在审出的胡党口供中，凡是牵涉到中书省与各部官员的，一律砍头，而涉及武将的，则大多予以宽大，就连陆仲亨、费聚这样的“首犯”、“要犯”，都被赦免，因为此时天下尚未平定，这些武将还未失去利用价值，老朱还要靠他们去拼死卖命。当法官们摸清了皇帝的意图之后，便不再逼胡党分子攀咬武将，以免使运动偏离了大方向。
但到了运动后期，特别是李善长与胡惟庸交结谋反案发后，朱元璋不再宽宥武将，开始文臣武将一齐杀，于是一些靠战功封侯的高级将领，也就掉了头矣。如陆仲亨、费聚，乃是前期被朱元璋下令不再追究的武将，在李善长被杀时，他们也被砍了头。死于这场杀人运动的功臣勋将有：
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宗胜、平凉侯费矛、河南侯陆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靖宁侯叶升；已死而追究为胡党除去封爵的有淮安侯华云龙、宣德侯金朝兴、济宁侯顾时、靖海侯吴桢、永城侯薛显、临江侯陈德、巩昌侯郭兴、六安侯王志、汝南侯梅思祖、永嘉侯朱亮祖、营阳侯杨璟、南安侯俞通源、申国公邓镇。在这场运动中被杀的大将有：毛骧、李伯异、耿忠、于显和于琥父子、丁玉等。
朱元璋地至正十三年（1353年）离开濠州，带领二十四名家乡穷哥们南攻定远，发展势力，这些被杀或早死而被夺封的侯级高干中，陆仲亨、唐宗胜、吴桢、陈德、顾时、华云龙、郑遇春、郭兴、费聚，都是这二十四名战斗骨干、铁杆亲信中的成员。其他被杀的人，也大多是老朱渡江以前的老部下、老战友。
这些被戴上胡党分子的帽子而被砍头灭族的公侯、大将，无不为朱元璋打天下浴血奋战，立下赫赫战功，然而，此一时，彼一时也，等到老朱龙椅坐稳，天下大定，这帮为他提头卖命的老乡哥们、亲密战友，也就成了皇权的潜在威胁，成了老朱家的敌人，于是他们也就难逃“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悲惨下场。
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
“胡惟庸之死，在洪武十三年，同诛者，不过陈宁、涂节数人。至胡党之狱，则在二十三年，距惟庸死时已十余年，岂有逆首已死，同谋之人至十余年始败露者，此不过借惟庸为题，使狱词牵连诸人，为草剃禽狝之计耳。”
这段话，可谓道出了朱元璋发起这场杀人运动的真正目的。
不过，朱元璋掀起十年杀人运动，只杀了三万余人，比中国历史上另一位皇帝掀起十年运动，整死二百多万，上亿人受株连的辉煌成就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正因为如此，死人二百多万的史无前例的伟大运动，至今仍被一些崇拜极权，渴望专制，甘当奴隶的人跪伏在地，热情赞颂，拼命讴歌；更有人盛赞那次运动是“大民主”，是“中国最民主的时代”，呼吁继续运动，再创辉煌！
摘自《中国历史的隐秘法则》梅桑榆著
2009-09-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