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洛焕，男，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1966年6月在北京陶然亭投湖自杀。
按照江青的说法，文革是以她到上海组织人写文章批判吴晗写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为标志开始的。由姚文元写的这一文章发表于1965年11月。实际上，文革也因此对历史学工作者打击得更大和更早。
中央民族学院在北京近郊，1966年时有一千多学生，一千多教职员工。1966年6月初工作组被派到学院里领导“文革”运动，发动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的攻击。
傅洛焕是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的教授。他是清史专家，当时还任历史系副系主任。在遭到大字报和“斗争会”的攻击后，1966年6月，他在北京陶然亭跳湖自杀。
在这一时期被“斗争”后自杀的和死去的历史学教授，我们知道的还有：
北京大学历史系汪篯，在1966年6月11日服剧毒杀虫剂敌敌畏自杀。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李平心教授，1966年6月15日开煤气自杀。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向达，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降级。文革开始又被批判“斗争”。1966年9月27日和历史系的其他教授一起到昌平县劳动。他们被分成甲乙两组，向达被分在“问题更严重”的甲组。乙组的人在乡下两星期后可以回家了，但是甲组的人不准回家。向达有尿毒症，腿疼，排不出尿。不准向达去医院治病。到10月下旬，向达已经不能行走，才准他回城，送到城里，已经不能救了。
在北京第八中学，在1966年夏天，历史老师申先哲被殴打后自杀。
两年以后，在新一轮的迫害名叫“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1966年11月18日，北京大学历史教授翦伯赞和夫人，在毛泽东指示把他们释放回家当“反面教员”“养起来”之后，自杀于北京大学燕南园64号。当时由北京大学发给他们夫妇每个月生活费120元。这在当时是能维持中等程度生活的钱数，但是显然其中的侮辱性非常高。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历史老师梁希孔，北京第六中学的历史老师焦庭训，都在那一时期自杀。
吴晗，《海瑞罢官》的作者，1949年前是清华大学的历史教授，1950年代开始当北京市副市长，在1966年和1967年遭到无数场残酷的“批斗”。1968年3月他被公安部逮捕。1969年10月11日吴晗死在关押中。他的妻子袁震也被关进“劳改队”，1969年3月18日去世。吴晗的女儿吴小彦，在这样的迫害下，1973年神经错乱，1975秋天，“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吴小彦又被逮捕入狱。1976年9月23日自杀。
北京的人民机器厂的一个学徒工遇罗克，写文章不同意姚文元的文章，上海文汇报把他的文章当作反面文章发表，题为《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后来遇罗克又书写了著名的《出身论》。1970年3月4日，遇罗克被以“反革命罪”枪毙，时年28岁。
作历史研究的人受到了这样的迫害。傅洛焕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另外，他是傅斯年的侄子。傅斯年是五四运动时代的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后来成为历史学者，1950年代曾任台湾大学校长。这种亲属关系也成为傅洛焕受到攻击的另一“理由”。
中央民族学院去收尸的人说，他们看到，傅洛焕的尸体在湖上浮起时，面朝下，是趴着的。后来，在北京流传着一种说法，说投水自杀的人，尸体浮起时，女的仰着，男的趴着。傅洛焕的例子符合这一说法。这是否真是普遍现象或有什么原因，无从得知。但是在文革期间，是因为在大规模的迫害中，自杀的人很多，看到的案例多了，所以人们才有了这类经验，总结出这么一个说法。
比如，在故宫旁边的筒子河里，常常有尸体浮出。
作家老舍在1966年23日，遭到残酷的“批斗”。第二天，1966年8月24日，老舍在北京西城区太平湖投湖自杀。据说在老舍死后，太平湖还自杀了很多人。但是无从得知他们的姓名。
北京第三中学的语文老师石之宗，1966年夏天在北京龙潭湖投水自杀。
吴伟能，男，1953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因病未毕业，当历史系共青团总支书记，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办公室主任。文革中他曾经是“左派”，担任了历史系文革委员会主任。但是到了1968年年底，他也成了文革的打击对象。因为参加两派斗争，他被办了“学习班”－－当时整人的一种形式。他在1959年的“反动言论”被揭发出来。吴伟能的父亲，1958年冬天在江苏北部的一个名叫“幸福”的“人民公社”里，因为没饭吃而饿死。为此，吴伟能对别人说了“幸福公社不幸福”的话。这些话被揭发出来。1968年11月4日晚上，吴伟能悄悄离开了“学习班”，在圆明园东北角投水自杀。他死后的第二天，北大历史系开了他的批判会，他被扣上“反革命”“叛党”（指自杀）等六顶帽子。虽然他已经身死，不能前来与会。吴伟能的尸体被发现时，圆明园的那个池塘里还有三具尸体，其中有一对夫妇是北京地质学院的，有一个是清华大学的老师。
关于1968年11月5日在圆明园池塘中发现的尸体，哪些面朝上，那些面朝下，未见报告。那时正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进行的时候。那个运动在新建立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和“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领导下进行，比1966年导致傅洛焕死亡的运动更加大规模和系统化，于是，也有更多的人被害死。根据文革后的一份“内部文件”，在北京，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有三千人自杀，有两百人被打死。从各个学校和单位的死亡密度来计算，死亡数字应该大于此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