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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和人民曾经选择过国民党

如果没有现实合法性,历史合法性就等于一堆废纸。

现在的文献和文章经常声称,历史和人民选择了某个政党,选择了某个伟人或者某个主义。用学术语言讲,它讲的是某种事物的历史合法性,其来有自,古已有之,其现实存在就是正常的、合理的。但它的一个暗含逻辑是,你不能反对它,否则就是大逆不道。这一步之遥,就从真理滑入了谬误,大错特错。

人类社会是一部漫长的历史,其间充满了选择,这种选择既有正面的肯定,也有反面的抛弃。汉朝将北部的匈奴人赶跑了,这是一种历史选择;但匈奴人跑到欧洲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这也是一种历史选择。成吉思汗征服了亚欧大陆,这是一种历史选择;但其子孙建立的几大国家很快就分崩离析了,这也是一种历史选择。历史和人民曾经选择过拿破仑,甚至还选择过希特勒,但最后历史又将他们无情地抛弃。

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历史是一种辩证法。历史既是必然的又是偶然的,肯定之中内含否定,否定之中蕴含肯定。历史和人民曾经选择过苏联,选择过苏联共产党,选择过列宁和斯大林,让苏联崛起成为世界强权之一。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苏联人民已经觉得苏共是一个沉重的累赘,希望摆脱它的心情非常急迫。到1991年,真的是墙倒众人推,这也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说:“历史能够帮助我们启迪智慧,理解人类,但它能预言未来吗?不能,它能对未来构成影响不等于预制未来。”没有任何人和任何理论断言,历史和人民只能作一次选择,选择作出之后就成为一种永恒秩序,任何人和任何时候都不得作出改变。历史的选择不能固定历史,人民的选择也不会束缚人民。正是历史证明,历史充满了改变,事实上正是改变本身才构成了漫长的人类历史。

古已有之必有其缘故,这就是历史合法性,它跟人类社会心理上的保守性、行为上的惰性有很大关系。人类社会,如果绝大多数人生活安泰,大家就会安于现状。除非有“好事者”出来,历史就会停止在某种状态。欧洲至今还有三个大公国,包括摩纳哥、列支敦斯登、安道尔,其中除安道尔外,其他两国都是主权独立国家。按照中国人的逻辑,既然自己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君主称王称帝多好。但人家就是安于大公、亲王的称号,原因就在于,大公的爵位可以追溯到几百前年,这就赋予大公国和大公的统治地位以历史合法性。在和平时期,只要经济不发生根本性混乱,人类多数都是得过且过,也就不会挑战大公们“古已有之”的地位。

在中国,历史合法性被汉代的董仲舒表述为一套“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学说,一个王朝的统治被说成上天的人格化和天道的国格化。刘妪在大泽之畔跟神圣交媾,生下“天子”刘邦,刘邦造反是替天行道,建立汉朝乃奉天承运。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说:“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老百姓的命都是皇帝给的,当然要老老实实地服从皇帝的领导,向他输诚纳贡。

但历史合法性本质上只是一种惯性,就像高速运行的火车,短时间内很难停下来。如果有“好事者”出来较真,历史合法性就是一张窗户纸,很容易就被戳穿了。大公国的人民之所以愿意跟着大公“干事业”,无非是这几个国家利用自己作为欧洲大国“化外之地”的地位开赌场、办银行吸纳避险资金、搞吃喝玩乐一条龙服务,国民福利待遇相当可观,否则大家才不管你大公爵的历史有多悠久。在大公国的历史上,也有人民曾经起来闹过事。周边的大国,也屡有吞并他们的打算。

董仲舒神化历史合法性的同时,也预言了统治者因失德而遭天厌弃的可能性,按照他的天人感应论,“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失道失德之后不在悔改,统治者就彻底玩完了。历史合法性只是特定历史阶段的合法性,而人类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永不停息,谁跟不上形势,谁就遭天厌、被抛弃。

中国历史上有二十多个朝代,曾经存在过的国家更多,历史和人民选择过它们,也最终抛弃了它们。历史和人民曾经选择过国民党,选择过蒋介石,国民党和蒋介石北伐时“横扫千军如卷席”,但最后被共产党赶到了天涯海角。共产党的历史合法性,是对国民党历史合法性的否定,深入观察炮声隆隆、枪林弹雨,但从宏观高度来看,那不过是翻过历史的一页。历史合法性可以给现实合法性锦上添花,但如果没有现实合法性,历史合法性就等于一堆废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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