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就只是那些忧国忧民者的一个美丽愿景。
依法治国，无疑是中国的一个大问题，执政了六十五年的中共，除了毛泽东公然宣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其他历届当权者守着一党专制的党天下，虽然嘴上谁都没公开否认应该依法治国，但在施政实践上除了胡耀邦、赵紫阳那几年真心尝试过，中共当权者只是把法律当一块遮羞布、一个挡箭牌，一个专政工具。依法治国，就只是那些忧国忧民者的一个美丽愿景。
当中国经济发展，中共大肆鼓动民族主义，以取代破产了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尤其是中南海宣布自己是崛起的盛世以后，一些御用文人和既得利益者，以所谓“中国模式”公然挑战普世价值，把依法治国视为西方企图颠覆中国的利器，习近平上任不久对宪政思想展开的赤裸裸的大批判；与其在国际上四面出击，搞得左邻右舍鸡犬不宁，对损害甚至破坏现有国际秩序乐此不彼，相辅相成。如此内政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习氏执政的思想，对于中共四中全会炮制的“依法治国”文件的解读，离不开这个背景。
如同前些时候中共颁布其核心价值，基本上把普世价值的内容包含在其中一样，中共在对宪政的围剿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后，习近平似乎要回头来抢依法治国的话语权了。世人当然有疑问：过去十几年里中国法制大倒退的元凶周永康及其所代表的维稳体制，十八届四中全会并没有如期的被清算，相反对民间社会的非法打压已经远远超过维稳体制，不是周永康胜似周永康，已经成为现今政法、国安的招牌，谁能信习近平比周永康依法治国？
更何况，四中全会的文件公然强调的是“党领导”的依法治国，法制仅仅只是贯彻中共意志的一个工具。眼前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中共为了阻止香港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的落实，逃避自己作出的特首普选承诺，竟然通过以全国人大常委八月三十一日决定，要在香港强行推行大陆的假选举，直接剥夺香港人的选举提名权，由此酿成了迄今看不到头的香港政改危机。显然，这种依法治国实质上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在名义上推行依法依宪，在行动上却践踏法制不遗余力。大陆喉舌吹捧这是他们法制的2.0版，而人们更愿意相信这是其破坏法制的2.0版。
因为，现代法制的本质是对政府公权力的制约——把权力关进笼子，限制特权，保障公民权利，守护社会公平、正义。这些常识对于清华大学的法学博士习近平来讲，应该不存在理解上的困难？！何以他的行为方式却不时会流露出法家思想呢？他的履历显示，文革后期批林批孔运动中的“评法批儒”时期，习作为工农兵学员被保送进了清华大学，那个时候法家成为中共权力斗争的工具，炙手可热。在习近平上台前后，他曾多次对新加坡严刑峻法的极权模式赞赏有加；上台以来时时为毛泽东招魂，处处为红二代太子党“维权”……。当这些资讯串联在一起时，会有助于人们认清习氏依法治国的本意：
将中共极权体制现有的官本位，打造成“习近平本位”；“伟大、光荣、正确”的一党专制，重新蜕变为领袖独裁的一人专政。如此这般，习近平就是红朝中国的“习皇帝”，不是核心胜似核心。当然，这一切都将是用依法治国的名义来进行的。
《动向》2014年11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