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经济学家可能都无法理解，从2009年开始，中国的广义货币存量（M2）就以每年十万亿的台阶狂飙突进，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广义货币存量已经超过120万亿，超过美国的1.5倍以上，而GDP规模还不到美国的60%，但是中国却没有出现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
这个原因说出来也许会让人啼笑皆非。首先是房地产等暴利行业和银行等金融机构起到了资金“蓄水池”的作用，沉淀大量资金，缓解了货币超发造成的流动性冲击。这就使得房地产价格和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利润和货币发行量在短短几年内就迅速建立起了正相关关系。这一点，我们从宽松货币政策实施以来房地产价格飙升和银行等金融机构利润暴涨都能发现。然而这样一来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就是房地产在整体经济中的比例越来越重，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房地产行业，同时，因为金融机构把信贷资金都投放到房地产等暴利行业、具有国家财政投资保障利润的大型央企，或者是开发成金融衍生品赚取高额利润，国家透过宽松货币政策投放的资金很难流向制造业或民营企业，这又使得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性缺陷越发严重，“调结构”在过去几年都成为空谈。
正所谓“福祸相依”，这些让中国财经领域高层决策者极度懊恼的资金流向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老大难问题，反作用在物价指数上，反而使得CPI在过去今年保持在了可控范围之内。即没有出现因货币投放过多带来的恶性通货膨胀，也没有出现因流动性不足或需求萎缩带来的通货紧缩，普通民众在承受着高房价压力的同时，总算可以争取到了一丝可以宽慰自己的机会。如若不然，在过去几年，贪腐在各领域向纵深蔓延，社会不公明显加剧，老百姓的维权意识明显提升，如果再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也许今天的中国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中国没有出现严重通货膨胀的第二个原因说出来也许会更让人感到滑稽。那就是贪腐！当然必须要首先强调的是，笔者在这里绝对没有为贪腐叫好的意思。贪腐的危害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对贪腐越是高压严厉的打击越是应该为之鼓掌叫好。贪腐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致命毒瘤，无论从各个方面来说，都绝对应该保持零容忍态度，绝对应该将其毫不留情的彻底铲除。
笔者所以将中国没有出现严重通货膨胀的第二个原因归结为贪腐，是因为中国的贪官不仅多得要命，在各个领域普遍存在，从最高层的政治局常委、委员，到最底层的科长、股长、科员等但凡有一点权力在手者都有贪腐寻租的冲动与机会性可能，而且中国的贪官还普遍有个“土豪”得要命的不良嗜好——喜爱囤积现金。
在媒体最近的公开报道中，被习近平打爆的前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家里，仅在家中一处就存储了超过一吨的现金。另一位被查处的贪官，国家发改委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家中，也搜查发现现金折合人民币2亿馀元，折合重量大概是1.15吨。还有秦皇岛北戴河市供水公司正科级干部马超群，家中也搜出了1.2亿元人民币现金。媒体报道中还有一位未被透露姓名的官员，也在加重囤积了超过4600万元人民币现金，此君的爱好居然是每天把这些钱在家中摊开数来数去，据说是只有这样才能找到人生的意义，这也算奇葩一朵了！
从贵为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副主席的徐才厚，到在重要部委担任副司长要职的魏鹏远，再到看起来似乎是清水衙门的地方最基层正科级干部马超群，这几个贪官正好提供了从上到下贪腐蠹国的最佳样本。这些贪官动辄都囤积以亿计算、以吨秤重的现金，而中国有多少徐才厚、魏鹏远、马超群这样的干部，对所有人来说可能都是个谜。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因为贪腐暴露被查出来的，会是很小一部分，大部分的大贪小贪们现在虽然因为高压反腐紧张的要命，但是这些人对现金的嗜好，囤积财富的方式，在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转变。想想看，全国的大贪小贪们，合计在家里囤积了多少吨的人民币现金？
而这也就造就了中国式规避恶性通货膨胀的经济奇迹，一方面，央行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大量向市场投放货币，中国财政部门也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大量的政府行为性投资；另一方面，这些投放的货币却流向了不少贪官家里，这些政府性投资项目所带来的寻租机会，更加速了资金向贪官手中家中集中。其它本来需要投向实体企业的货币或财政资金，又流向了房地产等暴利行业，或者是银行的金融机构，从而强化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难题。而这也是正是中国货币存量一方面暴增，另一方面却没有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最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