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梁伯偷渡到香港不久后拍的证件照
十月廿四日的深夜，见到梁伯带着一张蓆一件外套，尝试在金钟找一个地方留宿。
八十二岁的他，由九月廿八日开始每日都来到占领区支持学生，时而在旺角，时而在金钟，到底是什么样的初衷，才可以炼成这样的坚持？年轻的一代或许不知道，第一代的公民抗命，源自偷渡。偷渡固然犯法，但其实大多数香港人的上一代，就是冒了这个险走到香港。
在五六十年代偷渡到香港的一代人已经渐渐离去，而愿意坚持初衷，继续起来反抗不公义的人更是少之有少。
那一晚我就拿著录音机，磨蹭坐到梁伯旁，请他把故事由一九六一年说起：
梁伯的眼神，我一路看着，仿佛看到一种五十几年的坚持。
一九六一年春天，那时还叫宝安的广东一片混乱。大跃进在六零年失败告终，处处饥肠辘辘，在宝安的边境俯视，难民遮盖了公路，各地的饥民徒步而来，怀着一个最后希望－只要偷渡成功，所有的颠沛流离都值得。
这时梁伯二十九岁，在家乡肇庆刚走出来。
你绝对不会想像到，是什么可以压迫一个人离乡别井，由家乡步行千里，直到边境的铁丝网。那是回不去的选择。“你为什么千山万水都要偷渡？不怕被抓吗？”我好奇地问。
“怕得要死！怕被人抓到，然后就关起来，士兵好可怕！”梁伯激动起上来。
但一九六一的第一次偷渡，梁伯还是失败。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梁伯仍然记得那经历。在爬上铁丝网的一刻，军队就来了，一排步枪指著铁丝网上的几十人，梁伯以为死亡就是这么简单，死不可怕，都只是由一个地狱移去另一个地狱。但命运叫他活着，数十个偷渡客，那一晚被关到斗室大的监仓，没有光，没有灯，没有窗，没有声音。
眼前的梁伯比画著监牢的情况。那些晚上的黑，不是一般的黑。我在想，一个社会里偷渡是犯法，但错在那？错在他不好好认命，安心等待饿死？错在梁伯生存的欲望，甚至凌驾于法律上？当跨过铁丝网就是生存的惟一希望时，爬，还是不爬？
监狱一关是两个月，三十人关在几平方米的空间，很多残酷，很多绝望，来自这些地方。
梁伯只被分配到一个漱口盅，那是他的所有，吃饭喝水都靠它，在监狱里，没有其他生活。那年正值难民潮，监牢跟外面一样兵荒马乱，同一时间监仓装不了太多人，偷渡客通常被关一二个月，大多会被放走。
监狱，是个命运的中转站。有些人在监狱被吓坏了，默然接受现实，放弃了，就继续他们的命运，其他人觉得在监狱死不了，就想办法生存。梁伯已来过地狱一次，死也不比活着可怕，第二次偷渡，是事在必行！
几个月后，梁伯打算尝试绕东线南下。东线是其中一条热门的偷渡路线，多数先沿东江抵达惠阳，但水路危险，这么大的船，这么多的难民，过不了边境的。于是中途要转陆路逃亡，每晚乘着夜色推进，避开解放军与民兵。
由惠阳出发，辗转来到平湖，那是交通工具可以带梁伯到最远的地方，同行还有两个在广州认识的朋友，他们的人生在偷渡潮中交错在一起，这种朋友，也将在偷渡后分散失落过去。
梁伯仍然记得那几个昼夜，日出而息，日入而逃。五十三年了，那滋味还不能磨灭，被野狗追，睡在荒草堆，挨着饥饿，黑夜与白天仿佛无穷无尽，吞噬你的坚持，晃动你疲倦的身躯。
有一晚凌晨，差不多走到田的尽头了，前面是一座高山。半夜冰凉的空气袭来，梁伯在漆黑中点起火柴，为了不被人发现，他们三人蹲在田的最低处，拥在一起，打开外套，火光就只留在一个瑟缩的角落，照着指南针，梁伯心里在叫喊著高山的名字：
梧桐山！梧桐山！
梧桐山！梧桐山！
梧桐山！梧桐山！
攀过去后就快到香港了！
梧桐山地名由来已经搞不清了，但中国的传说里，凤凰500年出现一次，非梧桐不栖，在自家种梧桐，是买一个希望的意思。这梧桐山遍地梧桐，不知种了多少希望，那一年风声吹过梧桐叶上，“扑扑簌簌”声好不悲凉。
但就在那梧桐山上，偷渡失败了。疲惫不堪的梁伯，已经差不多到山顶，眼看快要成功，一到，成群的民兵就突然跳出，梁伯被包围了。只能说幸运没有私刑，梁伯只是被抓捕，但第二天的早上，他们三人就已经被干脆利落地押送回惠阳途中。
梁伯又会回到监狱了，在地狱，你想要生存根本就是罪。
一九六二年初，梁伯出狱已经几个月了，那时正是最民不聊生的时间，距离大跃进完结前，粮食产量跌了30个巴仙，糖生产跌了69个巴仙，把原来的饥荒加剧。据那年的记者报道，梧桐山上尸横遍野，难民们，饿的饿，病的病，伤的伤，那些尸骨将在山头被风雨腐蚀，然后归作孤凉。杨继绳形容那几年的浩劫是“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几千万人就这样无声无色地消失了。”
那些年，饿死了三千多万人。梁伯对这些都不陌生，与其坐以待毙，他宁愿再一次尝试，没多久，当寒冬过后，大地回暖，偷渡潮也跟着回来。
关于第三次偷渡，梁伯回忆时仿佛走进时光的隧道，“对呀！不到黄河心不死！那管第三次还是第几次，是一定要逃出去。这一次我找了个同乡，他是个建筑技工，然后我们又弄了张到边境修筑水库的许可证，然后又有两个同乡一起出发，人愈多愈好。”梁伯把身挨前，看着我的眼睛，那眼神，跟他五十多年前的老照片没有两样，“我们再一次沿东线跋涉，经平湖，向着梧桐山走。爬山走路，走到脚底磨破流血，然后血就结疤，被泥巴刮起，脚肉又被切开。我那时的衣服，走到边境时，已经被划得一块一块，那还像衣服。”
但我被“边境”两字吸引了，不禁追问一句：“这次成功吗？”“成功了。”梁伯答道，“靠著那许可证，这一次我们真的一路走到边境，走到那要‘修理’的水库。”
从惠阳到边境，是十昼夜的路，当年数以十万计的难民从这里逃离，现在已经被现代化所覆蓋，但有些痕迹，刻在回忆里，是怎样都不会磨灭的。
梁伯说，那个五月底的晚上，他就趁著夜色，第一次爬上铁丝网，就算被铁丝刮得皮开肉裂他都没有停止，地上不只有梁伯的血，那里盛着千千万万偷渡客的血泪。用手一路抓，用脚掌撑，不断地向上拉，梁伯把握着他惟一的机会，攀过铁丝网。
坐在添美道的我们，有一种特别的感受。我突然想像到底第一口自由空气是什么滋味，我们是多么渴望自由，多么渴望离开被压迫的生活。梁伯没有答我那一口空气是什么味道，只叹了一口气，又跟我微笑了一下。不竟回忆中的他才刚爬过铁丝网，距离安全还有一大段距离，但我相信，自由从来都不容易，至少他叹的那一口气，特别慢，特别难。
图是梁伯的双手，就是这对手，带他爬过铁丝网。
进入了香港，遍山都是呼喊声，在香港一边的亲人每天等待着还未能成功偷渡的亲人们，不停地呼喊亲人的名字：“阿福！阿福！”、“阿芳！阿芳！”不同的名字此起彼落，叫得声嘶力竭，但谁都清楚那是大海捞针。我尝试想像当年是怎样的悲壮，或是何等荒芜悲戚：
满山尽是衣衫褴褛，已经饿得皮黄骨瘦的难民们，他们满脸风霜，一身伤痕，步履不隐，而且已经惊慌不已。难民在奔跑、在逃走、在焦急；香港警察在追赶、在搜捕、在包抄；香港市民在呼唤、在救济、在哭泣。每走过一段路，这些难民就会失去一部分，或被抓，然后遣返，或水尽粮断，曝尸荒野。
几百万人在一九六二年夏天尝试偷渡到香港，最后成功的，约有十万。
这不是一个过了边境就成功的故事，由沙头角到亚皆老街拿到身份证，还有一百公里的路程。梁伯接下来的数日仍要继续昼伏夜出，在没水没电的荒山中，他沿着河谷，翻山越岭，一路摸黑，又要避开警察和啹喀，“偷渡前怕解放军，偷渡后怕警察，东躲西避。”梁伯这样形容。足足走了几天，直到九龙坑。
有些偶遇，是不知何故在生命中绽放的。那一年在九龙坑，梁伯已经筋皮力竭，差不多撑不下去了，离远一度木门突然推开，走出一对老夫妇。梁伯一惊：他们会举报我吗？那对老夫妇一轮左顾右昐，然后从远处走过来，端著一碗热饭，一碟肥猪肉，又用客家话邀请梁伯进屋内。其实梁伯听不懂客家话，只不过真饿得发昏了，有十年没有吃过肥猪肉吗？梁伯曾经跟我说，大跃进是一场人间惨剧，畜生大都饿死了，剩下的没半两肥肉，过去那几年，连想吃肉都是天方夜谈。于是当那碗热饭那肥猪肉送过来时，梁伯已急不及待伸手去接。
这种体恤，梁伯过了大半生都在感恩。往后的一个月，梁伯也住在老夫妇的柴房里，做一点工，讨一点吃。一直到边防的警察松懈，才坐上一架到九龙的小货车，真正的抵达亚皆老街，拿到身份证。梁伯的颠沛流离，也止于始。
梁伯呀，我常常问你：“你为什么要来呀？”
你总是说：要保护学生、人愈多愈安全、有些自由是要争取的。我真的没有想过，你的自由用了多少鲜血汗水去争取。我站起来环顾四周，留守在金钟的学生们，我们的汗水有换到什么吗？
然后你又跟我说，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不管是谁的政府，也不管胜算有多大，只有是不对，你就会起来反抗。由八十年代开始，很多社会运动你都会出来，每年的七一都会见到你的身影，就算你笑说走得一年比一年慢，一年比一年漫长，都会坚持。
我问你九二八催泪弹那天你在那？你说一直跟我们在一起。那天我就在是被围困在添美道的几百人之一，而你，就是一路在外面想要救我们的几十万之一。在一张照片里，我又见到你那坚定的眼神，原来那天，你是真的走得这么前去保护学生。每次我看到照片，眼泪就簌簌地流下来。
对照你六十年代的样子，望着你给我看当年的伤痕，至到我见到你九二八时的照片，我可不可以说，你的初衷才是真正的五十年不变？
图是九二八时在添美道的梁伯，他说那时正在寻找学生，保护学生是他的责任。那是又感动又痛。(Photocredit：Cheng Chiu-m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