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专政凌驾于法治之上，甚至连昔日大清国尝试的“君主立宪”也不如。
独缺画龙点睛的“执政党守法”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为主题，通过了相关决定。据说这是中共的中央全会第一次以“法治”为主题，就是说，在治国六十多年后，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在其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十多年后，中共对于法治，看来是更为认真了一些。
不过，四中全会之前的九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即已确定，所谓“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亦即“依法治国”仍须遵循一党专政。而所谓“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独缺亟须画龙点睛的“执政党守法”。
政治局秉持中共一贯意志，而中央委员会，当然只是赞成政治局弄好的决定。中共四中全会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了一番堪称周密的安排，而一党专政凌驾于法治之上，依然根深柢固，就毫不奇怪——甚至连昔日大清国尝试的“君主立宪”也不如。
“专政”之地位远在法治之上
有意思的是，值此之际，中共理论的两个表现很是意味深长。
一方面，中共似乎是生怕人们误会了它对“法治”的态度。它的“理论家”以喉舌姿态指点众生，“阶级斗争在现阶段不可能熄灭，不能以法治否定或代替人民民主专政”，而专政“体现为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倾向性”。那么不言而喻，“专政”之地位远在法治之上，法治无论怎样“全面推进”，仍在中共把握之中，不会动摇其一党专政。
无论这是不是“左派”理论家试图对中央全会和习近平施加影响，可以确定的是，这些观点与习近平的观念甚为合拍，将其视为对习近平思想的宣传反而更为贴切。
另一方面，香港许多民众挺身而出，就香港政制改革表达心声，中共操纵人大常委、开动宣传机器，甚至不惜武力恫吓，而中共御用学者拿出来的“理论”之一，却是坦言真正的普选可能会损害工商界的利益；香港特首梁振英则出面呼应，宣称穷人若享有平等权利会使港府受制于穷人利益，赤裸裸地营造民主法治与资本利益直接对立的图景。
习氏“形左实右”表露无遗
于是，人们看到，中共在宣传中喷出大团“左”的迷雾，强调阶级斗争，以中共一党专政之“人民民主专政”凌驾于法治之上；而实际事变临头，则坦率向右，在公民权利尚存的香港毫不掩饰地以资本利益为由对抗普选——相应地，大陆民众公民权利少得可怜，则直接以基于国有制的“国家利益”来包装权贵资本的利益，民主法治其实都被视为“邪路”。
诚然，香港维护资本利益无可厚非，但是，民权运动推动民主政治发展，表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包容性，而中共及港府，则显示出它们的狭隘与落后。
如此亦“左”亦右，应属难得。因为香港事变逼到面前而坦率示右，毕竟有些不得已。而从胡锦涛到习近平，“左”的支配性正在显出强劲的势头。
可是，得意忘形之际，往往难免出错。喉舌理论家引证马克思的话，工人阶级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却完全不懂这与中共生造出来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根本是两回事；而中共把那个作为过渡的短暂“阶级专政”弄成覆盖一整个历史阶段的长期专政，就无可避免向党专政、个人专政蜕变。
劝“永远的”执政党尊崇法治？
喉舌理论家引证马克思的话，“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殊不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部理论，就是建立在对于现实历史阶段的一团糟的分析之上。中共在毛泽东领导下，在社会主义未成熟的中国，生造出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用近来流行的话说，大有“袋住先”意味。而马克思学说预言的消灭阶级、国家消亡的非对抗的社会主义社会，在中共手里，不可避免地成为阶级斗争不能熄灭、专政必须加强的对抗性社会。
这样，在观念上呈现出两极，一是基于普世价值观的法治观念，一是中共一党专政观念。两极之间，近十几年来，体制内有一种颇为开明的理论，即中共应该尽快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并将其视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应该说，这是出于一种善良美好的愿望，即中共转变为执政党，就会尊崇法治，成长为一个现代政党。而它的缺陷，至少是它把顺序弄反了：中共须经过政治改革成为现代政党，它执政或不执政，都会尊崇法治。而若它依然固守为一个“永远的”执政党，则无论怎样劝说它尊崇法治，都不会有什么结果。
中共高举“党领导”旗帜，令法治匍匐于它脚下，而它倾注心血，在法治的技术层面大作文章，就显得十分有趣。无论大小事情，例如设立宪法日或宪法宣誓，都只有中共操心才行，它这样孜孜不倦地越俎代疱，皆因为它自己束缚了社会，束缚了法治。其实，只要中共遵循法治，消除它自己施加的政治干扰，如同市场一样，共和国的法治在社会中自有其成长的生命力。
《动向》2014年11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