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后，有一次，胡适请客，把他们和张幼仪都叫上了。饭桌上张幼仪见识了陆小曼的风情和娇嗲，在回忆中张幼仪这么自述：“那天晚上我话很少，却不能回避自己的感觉。我晓得，我不是个有魅力的女人，不像别的女人那样。我做人严肃，因为我是苦过来的人。”
这很像一句气话。尤其因为，它是出自于老年的张幼仪之口。
确实，张幼仪一向做人严肃。可是徐志摩那样的男人，也确实不吃“严肃”这一套，要那么严肃干什么，爱情是需要幻觉的，人们更容易爱上善于幻觉的人。张幼仪不擅于此，她太理性了。
她有一个情结。学问情结。她自己唯一一次上学因为她与徐志摩的结婚而中断。此后她一辈子都在为自己受的教育太少而遗憾，甚至认为徐志摩不爱她很大原因是因为她受的教育太少。甚至幼仪的孙侄女张邦梅也天真地替她想：假如她（幼仪）学问和林徽因一样，徐志摩会转而爱上她么？
也许她不知道，比她晚十年出生的智慧的钱钟书，曾就女人与学问的关系，借方鸿渐之口发表过宏论：“女人有女人特别的聪明，轻盈活泼得跟她的举动一样。比了这种聪明，才学不过是沉淀渣滓，说女人有才学，就仿佛赞美一朵花，说它在天平上称起来有白菜番薯的斤两。真聪明的女人决不用功要做成才女，她只巧妙地偷懒，……她根本不会想得博士。”
这两段话打击面太大了。偏激之处，让方鸿渐担待。我想说的是，学问有时确实是一双刃剑。美丽风情的女子有学问，则更美丽风情；生硬刻板的女子有学问，则有更刻板的嫌疑。我不知张幼仪属于前者还是后者，但可以肯定的是，林徽因是前者。
写着写着我犹豫了，担心自己在下笔之前，先设定了张幼仪是一个没有魅力的人，然后再进行推断。有时候，人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地势利，另一个张姓女人张爱玲，尖锐地指出：“一个女人，倘若得不到异性的爱，就也得不到同性的尊重，女人就是这点贱。”
模仿张幼仪的语气，我晓得，我不能枉谈她的魅力，连她自己都不能清楚自己的魅力。换个角度说话吧，张幼仪到底是怎么看待爱情呢？
1953年了，她在香港嫁给一位苏医生。结婚前，她想：“那我爱不爱他呢？这我没办法讲。我嫁给他的时候，心里这么想：我能不能为这个人做什么？我有没有能力帮助他成功？”
她总被人问有没有爱过徐志摩。站在传奇的立场出发，她应该爱，最好爱得要命，然后徐志摩的不爱她，才更显悲情。
具体她是这么回答的，“我对这问题很迷惑。因为每个人总是告诉我，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事，我一定是爱他的。可是，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没跟什么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的家人可以称为爱的话，那我大概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
这话成为论据，使很多论者说“最爱徐志摩的女人是张幼仪”，估且不说别的，只看张幼仪的论述前提，她的前提是以“为对方做事多少”为标准的，她对苏医生也是如此。从这个前提出发，逻辑上我们得出的结论只能是：“为徐志摩做事最多的女人是张幼仪”，而不能说“最爱徐志摩的女人是张幼仪”。
张幼仪说：“那我大概爱他吧。”白纸黑字后面的她似乎有点无可奈何，还有点困惑。仿佛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在嘀咕了一句：
爱不爱的，就有那么重要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