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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数中共建政后四中全会的罪与错

上篇:毛时代只开过两次四中全会

建政后第一次四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第四次全体会议,召开于1954年2月6日至10日,地点在北京。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5人,候补中央委员26人。中央各部委、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军委各部门和人民团体的主要负责同志共52人列席了全会。这样一次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却在杭州度假,没有出席,但他操控了整个会议议程。

全会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中共建政后毛泽东第一次在党内出重拳打击政治异己,使中共东北的政治力量被重创,而在经济上,开始社会主义化运动。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1958年5月3日在北京举行,会议重点讨论了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议程、二中全会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要使中国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在十年内超过英国、十五年内赶上美国,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而此前的整风运动与打击右派,对知识分子与民主党派予以整体打击,并继续打击政治异己,彭德怀等人被迫害。

激进的大跃进运动,使中国经济生态与自然生态被严重破坏,民族资产阶级、个体手工业者基本失业,农民失去私有土地,工人阶级成为国家工业奴隶,而农民成为国家农业公社里的奴隶,激进的社会主义化是以社会主义名义奴化人民的运动,知识分子与民主党派被整体打击,或坐牢或劳改或流放,失去政治权与工作权。三年激进的社会主义运动,农民因饥饿造成非正常死亡达3600万人以上(据杨继绳相关专著)。对民主党派与知识分子的整体打击(中共党史资料说错划右派人数达55万人),是为了使毛泽东的政治激进行动没有任何阻力与反对的声音。

中共的九大与十大都是文革之时极不正常的政治生态下召开的,均没有四中全会,九大于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各地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无法正常进行代表的选举,多数代表由革命委员会同各造反组织的头头协商决定或上级指定,有些代表甚至不是中共党员,在进京列车上突击入党而进入会场,这是毛泽东踢开党委闹革命后出现的政治荒诞闹剧。中共十大于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主题是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王洪文到中央工作。

毛泽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召开了两次四中全会,六七十年代之后,连这样的全会也不正常召开了,文革之时不开会,政治意志由革命委员会执行,基本用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了宪法法治,个人极权政治达到巅峰,不仅不讲法治,连党内的规则章程也不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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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政治集团被颠覆之后,中共代表大会开始正常举行。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1979年9月25日至28日),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显然,中国的农业直接影响到国民正常生活,国家粮食无法自给(直到1990年代初才废除粮票)。一年前的1978年,安徽小岗村农民分田到户,而1979年春,《人民日报》发社论不准包产到户,3月15日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刊发张浩来信,反对包产到户。三中全会是不准包产到户,四中全会是不要包产到户。但现在呢,功劳记在邓小平与陈云们的帐上,而当时的会议记录显示,是华国锋认可的山区农民可分田到户,并对小岗村这样已分田到户的地方,不予追究,使四中全会之后,形成了分田到户的全国性热潮。到1982年,中共即开始了全国性的推广分田到户承包制,农业生产回归了常态,但根本性的问题中共并没有解决,即土地应该成为农民私有财产,国家没有还地于民。

是生活困窘与绝境,逼迫小岗村这样的地方农民分田到户,回到自给自足的小农经营状态,而地方政府默认,万里、赵紫阳这样的省级领导支持,中共高层则是被现实所唤醒,不仅承认了农民的“创造性”成果,不追究其“非法”责任,还加心推行,回归农业生产常识,是对毛泽东时代人民公社的否定,农民不仅因此养活了自己,还养活了整个国家。是共产党在引导人民,还是人民在引导共产党?不言自明,但仍然有人不顾历史史实,认为是共产党养活了中国人民,是邓小平作为总设计师改革了中国,使农民得到了温饱过上了小康生活,其实农民分田到户,是恢复几千年的农业常态,是农民引导了万里、邓小平,而不是邓小平策划设计了分田到户。

中共十二大之前,邓小平策划了剥夺华国锋最高领导人职务,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才有中共十二大邓小平主持大会,胡耀邦做报告(《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华国锋时代被结束,会议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邓小平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中共第十二届四中全会(1985年9月16日召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决定将这个文件提请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审议。全会讨论确定了关于进一步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合作和交替的原则。尽管叶剑英与黄克诚示范性地主动提出退出中央领导职位,但中共并没有真正解决最高领导人退而不休、老人干政问题,最为严重的是,邓小平开启了枪指挥党的新极权政治新时代,正是枪指挥党,邓小平才有可能在废除中共最高领导人华国锋之后,接着又废除了胡耀邦与赵紫阳总书记职务(邓小平是系列政治颠覆活动的总设计师),并策划制造了八九六四血案。

历史因此翻到百年中国最惨痛的一页,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全(1989年6月23日至24日),审议并通过了李鹏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江泽民被邓小平扶上中国政治舞台。胡耀邦、赵紫阳积极推进的中国政治改革进程被划上休止符,体制内政治改革力量基本被清除。

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以后,主要聚焦“党建”。十四届四中全会、十六届四中全会、十七届四中全会均以党建为主题。

江泽民之后,党的建设与党的整风运动一波接一波,党系被做大,赵紫阳时代开始的党政分离,被党委领导一切所代替,尽管从江时代不断提出精简政府工作人员,但精简的同时,党系仍然被做大,从村支书到各级党支书,拥有绝对的权力,同时被做大的还有政法系,以政治代替法律,实际是以权力代替法律,稳定压倒一切;宣传系与政法系一样,用所谓的宣传维护稳定,封杀自由言论,制造繁荣景象。

习近平新政的第一个四中全会,主题是依法治国,相对于党建主题,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十八届四中全会,政法沙皇周永康个人或其体系会被清理,政法系维稳模式会被清理吗?政法系超越法律,以权代法,以专政方式代法,发展与稳定压倒法治与人权,仍然为害国家、国民,与政法系相毗邻的是宣传系,仍然坐拥宣传沙皇之位,动辄封杀媒体与媒体人,对网络控制无所不用其极。法治精神与法律条文,在宣传系里,见不到影子,宣传系完全做到了电话管治,一切只有上级指令,没有任何规则可言。

依法或依宪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中共如何成为一个合法的政党(依法登记)、中共最高领导如何在宪法之下行使权力、甚至党政分离、政法与宣传系应该退回到中共内部组织中开展活动,而不应该直接干预政府与社会,等等,都将面临重大改革与转型。依法治国做实了,中国的宪政就开始转型了,而做虚了,只会有行政层面的法治,法律将只是党政的工具,用来治国治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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