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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女士在香港一处过街天桥阅读民主抗议者留下的字条。
中国提升了对香港“占中”民主派抗议人士的批评调门，称他们正在制造“混乱”。这在中共的意识形态中是个非常严重的字眼，暗示这样的局面可能会威胁到共产党的统治，因此，有必要采取果断措施。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10月2日头版刊登题为“坚决贯彻‘三个坚定不移’”的评论员文章，称“占中”活动是“非法集会，严重冲击香港法治传统，扰乱香港社会秩序，影响香港民众生活”。这个版面通常是中共高级领导人表达意见的平台，这也是一种警告，暗示除非局势得到改正，否则面临严重后果。
25年前，中共官员也是用这么一个“乱”字给天安门抗议者定性，当时，数万学生连续几个星期占领了天安门广场。
注：1989年4月26日，北京发生学潮后，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称学潮为“动乱”，引发和市民的不满。全国各地发生大规模抗议示威。 这一社论又被称为“426社论”。
不久之后，中国军队动用武力清理广场，并在全国范围内镇压民主活动人士。西方评论人士说，即使没有数千人，至少也有数百人被杀害。但是，中国否认有任何人死在天安门广场。
这篇对香港抗议者的描述与以前的声明相比措辞更加严厉。不久前，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只是称抗议是“非法的”， “损害法制、破坏社会稳定。”
与此同时，有报道说，对香港抗议表示支持的数十名大陆民众被关押和讯问。一些人传播在中国被封锁的外媒对占中活动的报道。另有一些人参加了社交媒体上支持香港占中的活动，他们剃光了头发，将照片贴在社交网络中。
最新的事态显示，中共高层对香港占中抗议人士失去了耐心。抗议人士占据了通往香港政府总部的道路，要求自由选举。
北京的新批评调门与许多中国问题专家所期待的想法南辕北辙。 他们预期政府在香港抗议问题上可能会找到一个保全面子的方法。
英国前外交官罗德里克•怀伊（Roderic Wye） 说：“眼下发生在香港的一切并不会像当年的天安门事件那样威胁到中国政府的存在。怀伊1980年代到1990年代被派驻英国驻北京大使馆，他现在在伦敦的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供职。
在《人民日报》的最新社论发表前，怀伊说，中国民众对香港抗议者的支持可能会影响到中国领导人对整个事件的权衡。
怀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很明显，他们不希望类似的事件在中国发生。 因为如果一旦开始发生，那么我想，我们可能会回到类似天安门的一个局面。 这是中国政府要竭尽全力避免的。”
但是，怀伊说，尽管天安门镇压在过去25年内成功地压制了异议的声音，但是，中国领导人并不希望在香港使用同样的策略。
他说， “如果他们真的让中国武警或是军队介入，也就葬送了‘一国两制’。我想，这并不是他们目前所希望的。”
香港之所以成为一个特别行政区得益于1980年代中国领导人当时的一种想法。中国希望收回主权后，香港继续成为一个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引擎。中共已故领导人邓小平“一国两制”的理念是一种突破性的思维。
这个理念还包括香港享有不同的政治体系，不同程度的自由和公民自由，这些都是中国其他地方的民众不曾有过，至今也没有享受到的权益。
但是，从那以后，中国创造了许多的经济增长引擎，香港的特别地位也因此对中国领导人不再那么具有吸引力。
另外，与天安门事件相比，中国领导人更加在乎外国对他们处理抗议事件的方式如何反应。与25年前相比， 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融入度要更深。暴力镇压引发的任何制裁都会让中国经济处于更脆弱的处境。
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汉语研究教授陆芳怡然（Francoise Laquwaert）说：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也是一个相当令他们不舒服的局面。整个中国现在都在关注香港的事态发展，（中国领导人）可能害怕对整个体系产生一种传染效应。”
虽然中国领导层在暗示，他们不愿意冒这个风险，不过，中国其他地方的人把香港抗议看成榜样，还是觉得已经拥有更多自由的香港人做得太过分了，关于这一点，分析人士意见纷纭。
陆芳怡说：“也许，对他们来说，香港是有一点特殊，因此，他们对香港的局势没有那么深的担忧。”
但是，这还是可能产生更微妙的影响。陆芳怡说：“我不太确定，大部分中国人是否对自由选举感兴趣，但是，他们会对如何去争取与他们更相关的具体话题有兴趣。”
她说：“香港民众集会的方式，以及组织方式可能会给他们一些启发。”
这可能也是中国领导人所担心的。
1997年，当中国从英国手中收回对香港的主权后，他们当时的希望是让这块领土在继续保留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情况下在政治上更接近中国。
但是，接下来的十几年，许多香港人并没有在政治上更靠近中共。
英国前外交官怀伊说，与当年中国领导人期待相反的是，1997年以来，居民对香港的认同，即香港某种意义与中国‘不同’的感觉，在与日俱增，而不是逐年减少。
他说，确实，香港活动人士希望教育体系更加西化，希望直接选出他们的立法会和特首。
他说：“即便是有解决办法，我们姑且希望有解决办法，这个问题也不会就此消失，因为这只是第一步。”
香港作为中国特别行政区的地位来自于100多年的英国殖民统治，也来自1997年开始执行的将香港主权归还大陆的《中英联合声明》。这个文件是1984年谈判敲定的。
但是，《中英联合声明》对民主问题的表述并不清晰，声明只是说， 香港民众在“通过选举或是协商”选择他们的特首的过程中有发言权。但是，特首由中央政府任命。声明还具体地说，立法会通过选举产生，但是没有说明谁可以选举或是谁可以参加竞选。
在殖民统治衰落时期，英国官员开始扩大香港的民主进程，这个过程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后还在继续，引起中国领导人的不满。
英国前外交官怀伊说，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英国人似乎是想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感觉他们已经签署的协议。”
他说：“英国人为时已晚地希望向香港引进一些民主政治的新元素， 但是中国感到，他们签署的协议是‘香港保持不变’，是 1985年的香港。”
最初，中国接受了改变，但是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以及后来镇压之后，香港举行抗议，支持这样的运动，双方对香港的民主未来从此有了分歧。
不过，1997年后，中国还是进行了一些扩大香港民主的改革。但是，他们走得并不如今天的抗议者所希望的那么远。具体来说，中国政府已经扩大选举权，允许所有适龄选民投票选举下一任特首，但是同时希望一个能效忠中国政府的提名委员会来决定行政长官的候选人。这也是触发最新一轮抗议的缘由。
香港主权刚刚回归中国17年。一些英国人仍然觉得对香港有特别的责任。
英国副首相尼克·克莱格（Nick Clegg）说，“中国当局似乎已经下定决心，拒绝给香港人民他们完全有权期待的一切，那就是基于普选基础上的自由、公正和公开的选举。”
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 说：“我认为香港的繁荣和未来取决于这些基本的自由，包括抗议的自由，参与政府的自由。”
美国白宫也表达了类似的声明。声明说：
白宫新闻秘书乔希·恩内斯特（Josh Earnest）说“美国支持香港的普选，我们支持香港人民的诉求。” 他还说，“我们相信，一个享有最大限度自治和实行法治的开放社会，对香港的稳定和繁荣至关重要。”
布鲁塞尔的陆芳怡说，西方并不因为香港的殖民历史而对香港负有特别的责任，而是“对整个中国负有责任。”
她说：“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一个非常强大的经济力量，但是，对于人权和民主却没有什么表述。”，“对我来说，并非因为香港曾经是个殖民地，而是因为我们对香港、新疆以及整个中国负有责任。”
但是，除了向中国施压，让中国保护人权和避免暴力之外， 无论是英国、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都没有太多的选择。
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连这一点压力都直接拒绝了。
她在北京对记者说，“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希望有关国家谨言慎行，不以任何方式介入香港内部事务，不以任何方式支持“占中”等非法活动，不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自1989年以来，这样的说辞并没有改变多少。在那个时候，中共统治的中国仍然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国家， 并且在短暂的历史中经历了太多的动荡，而且天安门运动的中心地带就在北京市中心，距离领导人居住的深墙大院并不太远。
当数百万名各行各业的民众加入了在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要求民主的抗议学生的行列，那些可以说是没有安全感的领导看到了“动乱”，并以武力镇压下去。
西方的抗议和制裁对他们造成的仅仅是一些不方便。
现在香港的抗议者，其中的大多数在25年前天安门抗议发生的时候并没有出生，他们现在也不得不单独面对中国当局，就像他们在天安门的前辈们曾经要面临的一样。
他们唯一能指望的是，2014年的北京的领导人更加在乎武力镇压的后果，认为这个弹丸之地的要求是可控的，而不像上一代中国领导人那样，将之视为必须镇压的威胁。
记者简介：裴新（Al Pessin）曾于1984年到1987年任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1987年到1989年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因为报道天安门抗议以及此后的镇压，他被中国当局驱逐出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