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习总书记、薄熙来是同一代人，上中学的时候遇上了文化大革命。那时候流行血统论，和现在的“拼爹”同曲同功，人分三六九等，以父母为指标。习总书记他们一定也很熟悉这个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不过我们的感受和习总书记他们相反，因为他们是好汉，我们是混蛋。那时候，十四五岁的我就颇埋怨我的父亲，他本来是一个进城打工的铁匠，却偏偏心气甚高，勤俭刻苦地开了一个打铁铺，成了资本家。要是他懒惰一点，没出息一点，我就好歹是工人后代，政治上就不至于永无出头之日了。有一个女同学更可怜，她的父亲是个染坊工人，一家住在漏风的破屋子里，却和几个工友合伙开一个自己的染坊，岂不知那时共产党已经执政，好不容易开出来的染坊没几天就给“公私合营”了，她也就成了资本家的女儿。她说，全家从来就住在漏风的破屋子里，资本家的日子一天都没看到过，却害得子孙从此是“混蛋”了。父辈一念之差，毁了我们一生，我们怎么会不埋怨他们呢？
再后来，读了一点历史，经历的事情多了，就明白不该埋怨父辈，谁也不能未卜先知，他们怎么知道事情会这样发展。如果换了我，也不会有先见之明，所作所为明智不到哪里去。
我后来设想过，如果我生活在父辈经历的五十年代，怎么对那个年头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作出反应？事后可以得出的教训是，在中共的领导下，你不能只看它的宣传，你得看它的宣传后面是什么，你不能只听它说什么，你得看它做什么。
中共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的政党，又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政党。它从来就有它的革命纲领和目标，又非常讲究阶段性的策略和战术。它擅长宣传、统战、群众运动，它善于“对敌斗争”，分化瓦解，从人性中最薄弱的地方来攻破对方，威胁和利诱都可以达到一招致人死地的分量。
想当初，中共要进西藏，打是能打进去，但是并不容易，打进去以后如何“经营”，毛泽东承认对西藏知之甚少，必须小心谨慎，于是先打一仗，打赢了就谈判，说了很多好话，做了重大承诺，于是“和平解放西藏”。而“和平解放”作出的最大保证是，西藏在政治上不变，维持现状，仍然由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来领导。一开始四五年，中共对西藏和达赖喇嘛极尽礼遇，达赖喇嘛二十出头就成了中国人大副委员长，班禅喇嘛更年轻，也成为全国政协副主席，都是国家级领导人。毛泽东对达赖喇嘛说，以后西藏可以把自己的国旗打出来，旁边再打中国的五星国旗。达赖喇嘛至今都说，那时候中共的平等和全民幸福的目标，让他很认同，他和毛泽东的关系，好到就像父子一样。
他不知道的是，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共一天也没有停止它要改造西藏的目标，一天也没有放松准备。当它估计准备得差不多的时候，它就开始早就计划好的动作，先从局部试探，然后一步一步引导对方作出它所需要的反应。1959年，毛泽东在得到西藏发生藏民和解放军对峙的消息时的批示是：“西藏越乱越好，可以锻炼军队，可以锻炼基本群众，又为将来平叛和实施改革提供充分的理由”。所以他批示说，“欢迎这种叛乱”。但是，这些话，对外是绝对不说的，达赖喇嘛和藏民更是对毛泽东想做什么一无所知。最后的结果是，“和平解放”后不到十年，当初的一切承诺都烟消云散了。这一步一步走过来，中共是有计划有目标的，是主动的，而藏人却今天不知道明天，不知道对方到底要干什么。
我们的父辈在共产党之下生活，最难的就是谁也没有洞察的能力，光听宣传说得漂亮，却不知何时会降临灾难。我回想起来，只有胡耀邦时期有一点例外。八十年代有那么几年，胡耀邦在各地视察，当场即兴发表讲话，当天就在电视上播出。胡耀邦那些讲话直截了当，手舞足蹈，直率真诚，和之前与之后的中共领导都不一样，你听到他说什么，也就知道了他想什么。
可惜，这样的“透明化”只有短短几年。不久又恢复了“我们不知道”的状态。中共最高领导所说的“不要”的东西，都是具体的，不要西方式的三权分立，不要宪政，不要言论自由，不要司法独立，诸如此类。而它要的东西，却都是无可捉摸的：要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要和谐社会，要实现大国崛起，要做中国梦，如此等等。明天中共将做什么，中国将发生什么，其实现在谁也不知道。
在这样的时候，渴望社会进步和正义而争取民主的民众，要有长远的思想准备，目标要清晰，做事要具体，不能只争一朝一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