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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是离开我所爱的香港的时候了?

(博谈网记者周洁编译)在家里,我们喜欢开玩笑,叫我父亲“保险人”。做了四十多年的保险顾问,他会采取额外的办法将任何情况的风险降至最小。因此,如果发生了什么不幸,他努力确保我们家是软着陆。

1989年,面对香港在1997年回归后的不确定性,我父母拿出了最终的保险方式:带着我和我妹妹搬到了加拿大,直到拿到加拿大公民后才搬回香港。

现在,25年后,我正在考虑将这个保险措施付诸行动,永久性地离开香港,前往加拿大。

我最近因临时的研究工作搬到了德国波恩。就像许多在海外的人,我通过网上的新闻报道、Facebook上的帖子和用Skype给家里打电话的方式来追踪北京在香港普选问题上的决定。

早上,当我在火车上用手机读到这一新闻时,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在一群德国乘客面前,我的双眼溢满了泪水。在这紧要关头,我希望能与我的香港同胞们在一起。

在过去几年里,我对香港所抱的希望稳步减少。30岁的我本应考虑买一套公寓,开始组建家庭,但这两点都不能让我动心。我不愿成为香港的房屋业主,这意味着要储蓄十几年才能在偏僻的地区买上一套寒碜的小屋。我不能设想生个孩子——当唯一的选择是高压锅式的当地学校和收费过高的国际教育机构。

我和我的朋友们停止外出,因为到处是太多的游客。我已经不知道该到哪里购物了。随着实惠的商店在消失,而尚存的那些实惠店里又充满了游客,买衣服、买鞋子和基本生活品成了每天的战斗。

迹象显示北京在越来越压迫香港:2011年计划进行的“国教”,及今年6月发布的《白皮书》,宣布北京对香港的全面管辖权。

投票选举香港领导人的权利或许不能改变香港的一切问题,但至少,有一张选票在手,我们可以有权说这是我们的问题,并试图去解决这些问题。随着北京的宣布,这些希望已经破灭了。

对于我们这些好多年前就已经移民到加拿大、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的人,我们非常清楚自己在逃离什么。天安门事件的暴力和流血图像铭刻在我们的记忆里。我们想过:同样的事情也可能降临到我们头上。如果坦克开过落马洲边境,我们可以带着我们的护照走人。

我们没有想象到的是这样赤裸裸地威胁:逐渐蚕食我们的生活方式,并持续限制我们决定自己的家园应被如何治理的权利。

我非常关心香港。我相信,在香港人的身上秉承了创新、忍耐、成功及重塑我们自己的能力。但我不知道留下来我身上还能带有它们。

离开,对于我们任何人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那种感觉就像遗弃和背叛。但我怀疑,许多像我一样的人,在开始谈论它——不是因为不爱香港,而是因为无法容忍见到自己所爱的家园逝去。

(本文译自Joyce Man于9月3日发表在《南华早报》上的文章,题为:是否是离开我所爱的香港的时候了?)

原文Is it time to leave beloved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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