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期已经开始了，由于北京提高了非京籍学生入学的门槛，很多孩子在京仍然“无学可上”。
今年，“幼升小”、“初升高”的非京籍学生遭遇了严格的入学门槛。在义务教育阶段，“五证”缺一不可的入学规定，使得父母没能和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非京籍孩子，在京上学基本无望；在务工地与居住地一致等细则要求下，部分拥有稳定工作的非京籍家长，也未能通过区县的入学审核。
非京籍学生的“中考”也遇到了两难境地，在京只能选择中职学校，而孩子回老家，语言、教材都与北京不尽相同，家长寄以希望的维权诉讼也未能成功，这些在北京生活了十几年的孩子，却因为“非京籍”的身份，无法走入北京的高中课堂。
在上述严厉的政策下，非京籍学生入学人数有所下降。
以“幼升小”为例，2013年，北京招收非京籍儿童74890人，占招收总数的45%，然而，截止到今年5月27日，学龄人口信息采集截止前夕，参加信息采集、获得入学资格的非京籍儿童仅有58274人，不到总采集人数的38%，同比下降超过了7%。
最终孩子成功在京升入小学的非京籍家庭，申请过程中也经历很多困难。通州区家长代表李女士告诉记者，区教委要求非京籍家长缴纳社保的地点必须“在我区”，因此“花钱补办了社保，连夜排队2天，才幸运入学”。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认为，非京籍入学政策进一步收紧的原因，是“北京人口控制的大气候”。
返乡的“留守儿童”和“留守妈妈”
正是因为严格的入学政策，部分非京籍孩子不得不离开北京——这座他们曾经生活学习过的城市，主要面向打工子弟的朝阳区同心实验学校沈金华校长就对记者表示，“大部分孩子回老家当留守儿童了，留京根本没有希望。”
朝阳区高碑店的王女士因为夫妻双方的“社保”不合格，已经把孩子送回了老家。由于一直在京争取孩子入学，回到老家却发现错过了当地学校的报名时间，“只能再上学前班，明年再上一年级”。
王女士告诉记者，因为明年孩子就满9岁了，入学年龄太大了，而更让她难过的是家乡学校艰苦的条件，“山区里的老家离学校有二里地，中午没法回家吃饭，只能上小卖部买一个面包吃，八九岁的孩子，耽误了身体发育”。
小红门乡的家长沈女士也有着同样的担心，“村子里的学校很偏僻，环境也不好，屋子比较潮湿，孩子还有过敏性哮喘”，因此，她带着大女儿和小儿子，一起回到了河北沧州的老家，“现在回去要先好好收拾屋子”。
据沈女士介绍，小儿子今年“幼升小”，但是入学却未能通过审核，不得不回到农村老家上学，但是她的母亲有肾结石，婆婆身体也一直不好，只能自己回家照顾孩子上学，“孩子不再是留守儿童，但我就变成留守妇女了，孩子也没法再享受到父爱了”。
对于一直在北京读书的大女儿，沈女士也感到特别内疚，“大女儿没怎么学习过美术，但有天赋，在区里获得几次奖，在学校办板报、手抄报，是老师的小帮手”，但是丈夫做运输工作，经常很晚才能回家，没法照顾大女儿，只能带两个孩子一起回到老家。
为留京读书每年多交一万学费
在通州区，也有很多孩子回到了老家，家长代表李女士告诉记者，“没有通过的人，应该是一半以上选择回老家，剩下小半选择找临近通州的燕郊等地的学校”，还有一些家长则申请了老家学籍送孩子去私利学校读书。
朝阳区崔各庄乡的杨先生就选择了私立学校，他计划最近再回趟老家，找当地学校挂靠孩子的学籍。此前，为了准备“五证”，他曾回到“老家盖章，费尽了周折”，但是最终，孩子还是没能进入北京的公立学校读书。
已在北京工作十多年的杨先生告诉记者，孩子没能入读公立学校，主要是因为朝阳区要求家长双方都在本区缴纳社保，而杨先生的社保缴纳地在丰台，妻子则在家照顾孩子，根本没有社保，因此，只能将孩子送到私立学校读书。
朝阳区的另一位家长阿坤也是这样的情况。“夫妻此前都有缴纳社保，但是妻子的社保却只交到了今年一月份”，就因为这样，孩子的入学审核时未能通过，只能入读私立学校，而那家学校“离家有12公里，学费一学期5000元”。
杨先生对记者表示，每年为孩子多支出的一万块钱学费，虽然“承受是可以承受的，但心里面不舒服”，自己长期在北京工作，肯定希望孩子也能享受北京的教育资源，但是却不得已选择了私立学校。
“坚持到底，就要一个答案”
明欣、振华、智泉三所民办学校位于北京五环外的“废品村”，这座村庄一度承载了北京四分之一的废品集中回收量，大量废品回收者和他们的孩子聚集于此。由于拆迁工程的推进，这三所通过政府审批的打工子弟学校未能如期开学。据记者了解，近千名学生面临着“无学可上”的境地，至发稿时仍无明确着落。
朝阳区高碑店乡的王女士则更加焦急，因为她的孩子在北京至今还“无学可上”。她告诉记者，“今年3、4月份我就开始准备材料，每天都在跑孩子的事，我们即不能把孩子送到私立、又不能回老家，但凡有一点办法也不可能在这儿耗着”。
王女士对记者解释，在老家，已经没有亲人可以照顾孩子，而自己和丈夫很难在家乡找到适合的工作，因此老家难回；选择私立学校就读要到老家空挂学籍，但是“现在老家学校不愿意弄这些，因为牵扯到好多方面”；而把孩子送到河北读书，则面临花费太大的困难。
为了孩子在京入学，王女士一直在奔波，“人大、北京市教委、儿童协会、妇女协会，每一个地方都跑了，但是都没结果”，最终，王女士选择了法律手段，“坚持到底，就要一个答案”。
王女士介绍，现在她和崔各庄乡、平房乡、酒仙桥、八里庄的10名朝阳区非京籍家长已经找到律师，并向朝阳区法院提起了诉讼，但朝阳区法院表示需要“请示上一级法院”，目前还未立案。
家长米女士也在坚持，“我们希望能留在北京，一个是生计，一个是为了更好的资源”，她告诉记者，之前为了提交入学审核材料，“家长前一天晚上7点钟左右就开始排队，彻夜排队”，即便这样，她的孩子依然因为社保得问题未能通过审核，目前，米女士“找了公益律师，参与诉讼，不放弃义务教育的权力”。
诉讼失败无缘中考
不仅入读小学，非京籍学生参加中考也面临了更加严格的限制政策。
根据今年北京中招程序，非京籍考生无法报考普通高中，只能报考中职类学校。家长代表游子（化名）向记者透露，今年“连以往在北京高中借读的路径也被堵死”。
因此，八名非京籍初三学生委托父母，向海淀区法院对北京市教育考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结果并不如意。
一审败诉后，他们的孩子仍未能入读北京普通高中。最终4个孩子选择入读国际班，2个孩子回到老家读高中，1个孩子准备出国，1个孩子去天津入读实验高中。
“外地”孩子缺席教育规划
今年6月，针对随迁子女入学问题，北京市教委回应称，针对非京籍家长的“五证”审核，是基于“在教育资源相对紧张的前提下，结合首都功能定位和经济、资源特点”提出的。
官方数据显示，2013年至2013年，北京小学生入学数量翻了一倍多，从8.23万增加到16.58万，平均每所小学每年入学人数从2003年的50人增长到2013年的151人，增长了3倍。其中，2013年小学招生人数中，非京籍占比超过了45%。
但是，财新专栏作家黄文政、梁建章认为，北京学校容量严重不足的主要原因，并非是因为孩子太多，而是因为规划和教育部门“缺乏预见”的行为，导致“无法给增加的孩子提供最基本的义务教育”。
实际上，在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下，北京本地户籍的小学生源逐年下滑。2006年之前的数据体现得相当明显。全国范围内得“撤点并校”也与此有关。黄文政、梁建章认为，正是由于学龄人数减少，北京曾大量裁并学校，小学数量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从2003年的1652所降至2012年的1081所，平均每年减少56所小学，直到2013年小学数量才回升到1093所。
这一安排的结果，显然和近几年北京外地户籍常住人口的快速增加所带来的教育需求扩张相悖。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基础教育研究室主任汪明对记者表示，义务教育规划布局“缺乏前瞻性”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虽然义务教育布局调整将会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但如何避免“大起大落”、大规模撤并或者新建学校，无疑对教育需求的科学预测提出了更高要求。
汪明强调，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像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在进行教育需求预测时，需要对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两方面需求统筹予以考虑。也只有基于全面科学的预测，才能更好地提供与之相应的供给配套。
汪明认为，目前一些特大城市的人口出生率回升、外来人口急剧增加，这两重因素叠加使得教育承载力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但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针对随迁子女所设定的入学条件也应当依法有据。
应关注流入地教育经费缺口
汪明建议，在公办教育承载力不足的情况下，应当考虑发挥专门招收随迁子女的民办学校的作用。比如，通过政府向民办学校购买学位的方式，弥补义务教育公立学校资源不足的问题。同时，政府还可以对那些暂时达不到办学条件标准的民办学校提供扶持帮助，使其能够逐步改善办学条件。“这也是解决资源承载力不足的一个办法”。
汪明表示，除了上述教育资源紧张的问题，流入地所面临的教育经费压力，也是随迁子女入学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今年8月，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曾表示，“国家应该完全承担起保障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责任”，汪明也认为，将目前中央财政“以奖代补”转为专项转移支付，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支持力度，值得深入研究。这样做，有助于提高特大城市解决异地入学的积极性，同时也能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汪明还表示，解决随迁子女入学难，不仅需要中央财政加大统筹，省市一级的教育经费统筹也十分必要。
以北京为例，很多外来人口聚集的区县，都要求非京籍家长的社保缴纳地点、或务工地点在本区，比如，通州区幼升小“五证”细则要求家长缴纳社保的地点必须“在我区”；丰台区要求父母一方在丰台务工；朝阳区要求家长双方都在本区缴纳社保。
上述被家长们认为“极不合理”的要求，或与目前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以县为主”有关。大部分居住在上述区县的外来人口并未在居住区县工作，相应的税收、社保等也并未在居住区县缴纳，但外来人口居住聚集的区县却要承担当地随迁子女的所有义务教育经费，因此提出了上述要求。
汪明认为，经费压力是当前特大城市解决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因此，逐步构建合理的经费投入机制至关重要，一方面要加大中央财政支持力度，另一方面要加大省市一级的教育经费统筹力度。
但汪明同时强调，虽然目前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机制尚不完善，但把进城务工人员“居住、工作在本地”，作为其随迁子女的一个入学条件，明显缺乏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