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帝名颙琰，是乾隆帝第十五子，生于乾隆25年（1760）十月初六日，母亲是孝仪恭顺纯皇后魏佳氏。颙琰14岁那年，乾隆帝认定他为继承人，按秘密建储法，把他的名字写上后，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面。也是这一年，乾隆帝为他完成了大婚。颙琰未即位前，喜读历史书籍，对上下几千年历朝治绩一目了然。乾隆54年（1789），他被封为嘉亲王。自此之后，每年东西陵春祀，坛庙祈祷，他都代表乾隆帝前往行礼。乾隆60年（1795）九月初三日，在位60年的乾隆帝在勤政殿，宣示立皇十五子嘉亲王颙琰为皇太子，以明年为嗣皇帝嘉庆元年，届期归政。这位王位继承人主要有四点让乾隆帝特别满意：首先，从性格上看，颙琰少年老成。他性格中最大的特点是自制力强。他起居有常，举止有度，学习勤奋，办事认真，从不逾规矩一步；其次，此人品质“端淳”，生活俭朴，为人谦逊。特别是富于同情心，待人十分真挚，善于为他人着想；第三，从学业上看，经历了20多年严格、系统、高质量的帝王教育，颙琰对儒家心性之学，颇有心得。他的修养是建立在学养的基础之上，因此根基牢固。另外，颙琰武功骑射成绩虽然比不上他的父亲和曾祖父，在兄弟当中也是首屈一指；第四，从外表看，颙琰中等身材，皮肤白晰，五官端正，一副雍容华贵的相貌。
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日，乾隆帝亲临紫禁城太和殿，正式把皇位传给嘉庆，自己称太上皇，实行训政。这一年，嘉庆帝三十六岁。
嘉庆4年正月初三日，乾隆停止了呼吸。正在欢天喜地过年的大清国臣民们不得不穿上丧服，进入全国性的哀悼期。不过，没有多少人真正悲痛欲绝。让大家真正感兴趣的，是新皇帝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虽然已经当了三年皇帝，可是嘉庆帝在全国人的心目中还是一个谜。不过，新皇帝的种种表现，似乎表明他是温和、稳健之人。然而事情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乾隆去世的第二天，也就是初四日上午，嗣皇帝就发布了一条让全国都大吃一惊的谕旨：免去乾隆皇帝驾前第一宠臣和珅兼任的军机大臣和九门提督之职。同时，一场规模巨大的抄家行动展开，令人惊愕的巨额财宝在和府地窖中显露出来。
和珅被抄家时，抄出藏金32000多两，地窖藏银200余万两，取租地1266顷，其他还有取租房屋1001间半、各处当铺银号以及各种珠宝、衣物等，其总家产折合白银，有的说约1000万两，有的说2000万两，有的说达到了8亿两。当时清政府财政年总收入约7000万两。还有违制的珍珠、手串、宝石等，实际数字已经无法考据。至此，举国上下，对这个影子一样悄无声息的皇帝，刮目相看。可以说，诛“大老虎”和珅是新皇帝处理政治危能力的一次成功展示。以诛和珅为开端，一缕缕政治新风，绵绵不断地从紫禁城吹散出来。
亲政后第二个月，皇帝发布谕旨，今后皇帝出宫祭天及谒陵，随行仪仗减半，皇后和嫔妃不必随行，以减少出行费用。这道谕旨显示了新皇帝与老皇帝截然不同的务实作风。
几天之后，皇帝再次发布谕旨，禁止大臣们向他进贡古玩字画。大臣们向皇帝进奉贡物以邀宠这一不良风气是乾隆晚年迅速发展起来的。从乾隆60大寿开始，各地大臣争相向皇帝进贡奇珍异宝，名贵字画，以博皇帝欢心。嘉庆直言不讳地说，大臣向皇帝进贡古玩，除了助长贪风，别无益处。
这道谕旨发布不久之后，他接到大臣的汇报，说上年底从叶尔羌采解入京的一块特大块玉石正在运送途中，因为道路难行，难以按规定时间抵达京城，请皇帝批准延期。皇帝发下了一道让全国人都目瞪口呆的谕旨：“一接此谕，不论玉石行至何处，即行抛弃。”因为皇帝认为玉石虽美，无益民生。
连撰写圣旨的军机大臣简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看来皇帝还真动真格的。通过这道谕旨，新皇帝的节俭形象，一下子树立起来了。
嘉庆登基之时，大清王朝已经如同得了癌症的病人，体内的病症，比外在表现出来的要沉重得多。最严重的问题，当然是腐败。只要没有蔓延开来，腐败就并非不治之症。局部的、零星的腐败现象，在任何时候、任何体制下，都又可能存在。然而，一旦蔓延开来，成为普遍现象，治理难度就呈几何级数增加。
乾隆中后期，腐败已经呈现集团化的趋势。乾隆46年到49年，朝廷一连查出了五起贪污大案，都是“办一案，牵一串；查一个，带一窝”。一人败露，则与他有关的关系网上的数十名乃至一百数十名官员就全部被揭露出来。常常是一人犯案，一省官僚体系随之瘫痪。甘肃冒赈大案就几乎把甘肃全省县以上官员都牵连在内。他们上下联手，相互配合做假帐，把八百多万元国库银吞入私囊。如果全部查处，甘肃全省政府运作立刻瘫痪，乾隆皇帝不得不定下一条两万两的死亡线。即使如此，前后被处死者仍达五十六名之多。
嘉庆亲政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反腐败。虽然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关乎大清的生死存亡，然而他还是大大低估了反腐战争的艰巨性。他以为，如果“掐断了和珅的庇护制网络结构的花朵，它的根株便会自然枯萎。”杀掉了和珅，清除了和珅的党羽，再掀起一个惩贪高潮，腐败的势头就会应声而止。可是形势的发展远远出乎他的意料。虽然杀了和珅，在11个全国总督当中，6个被他撤换，官场贪风一时有所收敛，然而，高潮过后，一切如旧。各地官员，从上到下，从大到小，仍然无人不在收礼送礼，买官卖官；各地衙门仍然无处不懈怠昏庸，除了部门利益之外，对一切民间疾苦都漠不关心。官僚集团对腐败已经不以为耻，反以为常。
甚至嘉庆皇帝亲手树起来的廉政典范，时间稍长，也一个接一个地陷入腐败之中。最典型的是当初率先揭发和珅的谏官广兴。此人因为揭发和珅，深得嘉庆信任，被委以掌管四川军需的重任。他不辱使命，清正自持，扫除贪风，每年为国家节省数百万两白银，嘉庆帝多次号召全国官员向他学习。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就任兵部侍郎之后不久也陷入贪污泥淖，短短一年，就贪污了4万两之多。
乾隆时期已经花样百出的腐败，到此时又呈现出许多新特点：腐败向底层全面扩散，所有的底层官员都成为权力寻租者，一些普通公务员甚至成为腐败案的主角；潜规则变成了明规则，社会上所有大事小情，都需要用钱开路，否则寸步难行。嘉庆十年前后发生的一些案件，实在令人触目惊心：直隶省布政使司承办司书王丽南，是直隶省财政厅的一个小小职员，按理说并没有什么权力。可是从嘉庆元年起，数年之间居然贪污了31万两白银。他贪污的手段非常简单，那就是私刻了从财政厅长（布政使）、处长直到科长的一整套公章，然后任意虚收冒支，把国库银两大把大把装入私囊，近10年间，居然没有受到任何怀疑和调查。
自从嘉庆亲政开始，黄河年年决口。每年朝廷下拔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四分之一的巨额财政经费用于治河，可成效甚微。治河的官员每天公然在河督衙门里喝酒唱戏，一桌酒席居然所费千两。治河经费，大多数都落入了这些官员的腰包。至于治河的工程，则处处偷工减料。应该用麻料的地方，掺杂了大量沙土；应该建造秸垛填石，秸垛建好了，却根本不往里放石头。结果，洪水一来，处处决口。
嘉庆年间，各地还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大量“编外衙役”或者说“编外警察”充斥基层。各县级部门借口人力不足，大量招聘“临时衙役”，不占编制，不开工资，利用他们处处设卡，到处收费，以弥补财政经费的不足。他们的数量，往往超过正式编制数倍，甚至数十倍。比如直隶省正定县，“编外衙役”多达900多名，而浙江省的仁和、钱塘等县，居然更多达1600人。他们横行乡里，巧立名目，向农民收取各项税费，如果谁不交，就关入私牢，严刑拷打。他们在城市里勒索商贩，经常闹出人命案子，官司有的甚至一直打到皇帝面前。
从乾隆晚期开始，有些地方就出现了“财政亏空”。即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不敷支出，不得不负债经营。到了嘉庆年间，这已经成了各地的普遍现象，几乎每省每县，都出现了财政亏空。为了维持政府运转，为了给官员开支，各地政府不得不四处借债，有的甚至向地下钱庄借高利贷……
责任心极强的嘉庆帝几乎夜夜不能安眠。他在御榻之上辗转反侧，苦思解决之策。他决心加大“新政”力度，对贪官发现一个，撤换一个，绝不手软。
从嘉庆七年到嘉庆十年，几乎每个月都有重要的人事调整。全国的省部级高官，都被轮换了个遍。大大小小的贪官，又查出了几十个。可是腐败的势头，仍然没有丝毫减弱。各地基层政府的财政亏空，仍然越来越多。
很显然，连环式的惩贪，到了嘉庆时期已经不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原因之一，是与腐败官员的总数比起来，被发现和惩处者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腐败收益实在太高，而腐败风险实在太低。原因之二，是腐败已经成了官僚体系的常态，贪污成了官员生活的主要来源。一个人如果不贪污，则无法打点上司，结好同级，甚至无法在官僚体系中生存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打老虎”已经演变成“水过地皮湿”，震摄力越来越低。事实上，举朝官员从乾隆晚年开始，对惩贪风暴的反应就已经十分麻木了。到了嘉庆时期，官员们的腐败热情已经高涨到了“前仆后继”的程度，前任头一天因腐败落马，继任者第二天继续腐败。
“反腐新政”看来挽救不了大清。他该何去何从？
嘉庆十年九月，嘉庆皇帝率领宗室及重臣，经过艰苦跋涉，来到满族的龙兴之地。在他的政治布局中，这次东巡意义十分重大。经过对帝国整体形势的评估和对“新政”的深刻反思，他终于确定了大清未来的行政方针，那就是“守成”和“法祖”。皇帝在《守成论》中说，他多次阅读中国历史，感慨良多。他发现，一个王朝在建立之初，往往都建立起了十分完美的规章制度。但是到了王朝中叶，往往有大胆的子孙，自作聪明，任意变乱成法，想拆了祖先建起的大厦，自己另起炉灶。结果，旧房子拆掉了，新房子也没建起来。国家往往因此灭下了灭亡的原因，“亡国之君皆由于不肯守成也。”皇帝说，这段时间，他常常想起父皇留下的“敬天、法祖”的遗训。因为有清以来的历代君主，每一个都可以称得上是雄才大略，成就显赫。他们树立一一系列良好的作风，建立起了一系列“良法美意”，事无巨细，都给出了如何处理的先例。这些智慧资源，足够他借鉴和利用。
从根本上说，“继承人”心态，导致他做出这样一选择。“继承人”的性格特征，是“安全第一”。在二十多年的储位生涯中，他养成了凡事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的性格，做事信条是安全第一、不犯错误、不留辫子。做人风格是中庸平和、不标新、不立异、不出格。换句话说，总是瞻前顾后，畏狼怕虎。政坛上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让他紧张半天；任何一方政治势力的态度，他都会考虑和权衡。“稳健”，他自以为是自己的最大优点，实际上也是他的最重枷锁。
作为一个从书斋中成长起来的皇帝，一登上帝位，他手中除了“圣人心法”和“祖宗旧制”，没有任何新的利器。乾隆时期的皇子教育被后人称为是最严格、最系统也最成功的。乾隆曾经说过：“皇子读书，惟当讲求大义，期有裨于立身行已，至于寻章摘句，已为末务。”嘉庆的读书生活，主要是一个“讲求大义”，“修身养性”，“存天理灭人欲”的过程，也就是说，是一个建立“正确世界观”，使自己成长为一个中规中矩的儒家圣徒的过程。按照传统的标准，嘉庆皇帝的教育是非常成功的。在乾隆的严厉督责和师傅严格要求下长大的永琰，品格端方，为人勤勉，生活俭朴，待人宽厚。标准化的教育，成功地一点点锤炼出他体内的种种杂质，成功地封闭了嘉庆皇帝的头脑，使他形成了静态的中世纪的思维方式。清代皇子的教育，除了圣人心法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祖宗旧制”。认为祖先们留下的一卷卷实录和圣训，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智慧宝藏，一切问题，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做为一个锦衣玉食中成长起来的继承人，嘉庆皇帝虽然足够聪明、足够敏捷，也足够有耐心，却缺乏两样对伟大帝王来根本性的东西：勇气和魄力。他十分清楚大清朝的危机严重到了什么程度，清楚这具表面看起来还有几分体面的躯体已经病入膏肓。然而，正是这种可怕的病相吓倒了他。他生怕自己一招不慎，让这个重病病人死在自己手上，这是他绝对不敢承担的历史责任。
嘉庆帝熟读经史，他十分明白，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改革是一项风险极大、成功率很小的选择。北宋王朝的变法、明朝中期的改革不仅没有解决好问题，反而使既存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加快了王朝的垮台。中国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改革家，从商鞅、王安石到张居正，最终的下场无一不是身败名裂。拆掉祖先建起来的百年老屋，全盘重新建造，这绝对不是他的行事风格。不但大规模的改革不是他所敢于承担的，甚至连小规模的“新政”都已经让他惶恐不安。
当“新政”推行到末尾时，他的一系列政策被证明对扭转大清王朝的现状并无多大作用时，他开始不断地自我怀疑。而“洪亮吉事齤件”更让他惶恐不已。
洪亮吉在乾隆时期，就以大胆敢言闻名，在嘉庆求直言的鼓励下，他上了一个言辞激烈的奏折。在奏折的开头，洪亮吉就语出惊人：大清王朝现在出现的问题，根子在乾隆时期。今天的大清国政治之败坏，已经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以前，大清王朝已经越来越近地滑向了悬崖边缘。天下大乱，指日可待。洪亮吉说，皇帝的“新政”，手段又过于“仁柔”，惩贪表面上轰轰烈烈，但查处的都是撞到枪口上的倒楣蛋。由于监督体系实际上已经失灵，国法对于贪官们已经没有什么约束作用：“国法之宽，及诸臣之不守国法，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因此，洪亮吉提出乱世需用重典，人心懈怠之极的情况下，必须痛下杀手，加大惩贪力度。现有行政官员，大部分都要淘汰，大批起用新人进入官场。只有这样，大清才能有希望。这封奏折让皇帝十分震动。内心深处，皇帝觉得洪亮吉的许多话说得不无道理。可是，皇帝坚决不能同意洪亮吉对大清政局的整体判断。
在皇帝看来，大清社会现在确实是面临了许多严重的问题，但毕竟是局部的，暂时的，可以克服的。洪亮吉这个奏折的最大错误，是宣称大清朝廷的官员十有其九都是贪官，是认为大清政局的腐败已经到了让老百姓无法生存的地步，所有祖制旧法都要推翻。这是“公开诋毁乾隆以来大清取得的成就”，不但彻底地否定了自己，也彻底地否定了父皇乾隆，甚至还变相地否定大清列祖列宗。
嘉庆认为，这是一个极其错误同时也极其危险的思想化身。如果说大清天下已经一团漆黑，那岂不是说明大清如大明一样应该被人推翻了？做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一个时刻以大清王朝的“安全第一”为念的守护人，皇帝对这样的苗头当然不能放任不管。他从洪亮吉奏折中的几处小小措词错误入手，抓他的小辫子，把他发配到了新齤疆。洪亮吉案的发生，实际上标志着“嘉庆新政”的终结。
嘉庆“打老虎”，本来可以挽救大清王朝的，但洪亮吉案却让嘉庆十分警省，认为正是他“不自量力”，“妄更成法”，“自以为是”，才导致了这个危险苗头的出现。如果按照“新政”之路走下去，最终的结果势必是洪亮吉这样的“全盘否定派”得势，大清王朝必然走上一条“不归路”。而实际上，正是嘉庆这种患得患失的心态，导致了大清王朝终于走上一条“不归路”下场。
对此，历史书给出的词汇是“嘉庆中衰”，他二十多年的统治，前面连着“康乾盛世”，紧接其后的则是“鸦片战争”。正是在嘉庆皇帝的统治下，大清王朝完成了走向万劫不复的衰败的关键几步：腐败之癌由乾隆晚期侵蚀到国家肌体的几个重要器官，演变成了嘉庆晚期的沦肌浃骨，全面扩散。国困民贫交织在一起，大清帝国已经被掏空了精华，成了风中之烛，所以在他之后，昔日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国才那么容易地沦为任人宰割的对象。
这个辛苦了一辈子的皇帝，后来是做为一个彻底的失败者进入了历史。从亲政初期的伟大，到谢幕时的尴尬，嘉庆的滑落曲线令人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