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到自身是一个存在主体，是一个人自由的真正开端。自由是一种自在自为的存在，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对生活的态度，并据此形成真实的自我。在其中，你能够自主地决定你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而这些原则一旦确定下来，由此造成的相应后果由你个人来承担。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和责任二者是密不可分的。
社会主义取消了这种存在论意义上的个人自由，在它的内部，人们像机器的零部件一样机械地被安置其中，任何越轨的个人行为都会被视作对制度的一种攻击。或许，它声称在其自身之内有一种叫做“集体自由”的东西，但这只能以一种抽象的整体原则盘踞在个人道德之上，作为个人永远无法享受到它。社会主义并不承认某些属于个人精神领域的东西，比如，对生命的真正思考，我从未在共产党人身上发现这种珍贵的人类品质。
事实上，社会主义在取消个人自由的同时，将个人对于其自身、对周围世界的责任从他自身之内剥离出来，它否定道德和伦理观念这些前政治领域的传统价值，用一种笼统的“上层建筑”或“阶级意志”取而代之，个人在其中的真实面目是含混不清的。总之，一个剥离了责任感的社会是一个荒诞的存在，但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只要他们的计划最终能够获得成功，那么，之前所采取的一切手段都是可以被允许的。
它相信任何人都可以被随意地改造成任何事物，而它所作的全部工作及其意义就是利用法律条文和各种限制性条件将人类标准化、规范化，塑造成它所需要的样子，这其实是古希腊神话中普罗居斯特之床[注]的一个现代性变种。在它的眼里，人们对其观念的最终接受程度仅仅在于对其施加压力的大小不同而已。
这种压力制度的持续威胁对于个人心理造成的严重后果之一，是人们在相互孤立的同时将自己送上心灵的荒岛，个人处于整体之中却又令人惊奇地游荡于真实的世界之外，生活的意义被虚无化所取代，人们失去了可供凭借于世的真实位置，变成一个纯粹功能性的存在，由此引发了普遍弥漫的焦虑和迷茫的悲观主义情绪，这种情绪在人群中可以被轻易地识辨出来，这是一种典型的“囚徒困境”。
在本质上，社会主义与“人”这一存在始终处于隐秘的对峙状态，一方面，人们出于实用主义的现实考虑，主动去作茧自缚、自我作践，另一方面，人性总是朝向自由、真实和追求尊严的方向上开放，没有人甘心被操纵、被愚弄和受到无节制的摆布，生活也总是期待创造出意义和出现新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在形而上的层面不会去认同这种作茧自缚、自我羞辱的非人性状态，抽象地说，一个人如此行动的同时也在自己的生活体验中播下叛逆的种子，我认为，赵紫阳在1989年的政治事件中真实地反映了这种冲突的本质，即制度与人之间的内在冲突。
总的来说，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实现过程，是从一个精神“幽灵”转化为政治实体、从一种抽象意识形态转化为真实的统治性权力的过程，共产党人用一套不容质疑的决定论教条将这一过程神圣化。今天，事情已经变得很明朗了，这一政治现象仅仅适用于那些共产党国家，是那些天真的共产党人头脑中主观臆想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必然性其实并非某种历史规律起作用结出的理性果实，更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东西，相反，它注定带有某种狂热、盲目和混乱无序的性质。
作为人类日常生活的替代品，它发明了一套关于权力的实用的等级哲学。这一创造灵感源自俄国沙皇时代的古典专制主义，并在此基础上汲取了现代国家的某些特征。我认为，在一定意义上，“社会主义”从出生伊始就带有某种主观和偶然的色彩，如果它最先定居在美国或者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而不是俄国，也许就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
这门权力哲学奉行的基本原则是：个人让渡自由给权力，而权力赋予个人生活以虚假的存在意义，一种如岩石般坚固的存在。在权力的光环笼罩之下，它给那些共产党人提供一份精神上的满足感和虚幻的尊严。与此同时，你必须放弃对于真实世界的兴趣，任凭这种权力对心灵的啃噬和肆意扭曲，因为你必须集中注意力，转向这个权力的等级序列，像甲壳虫一样不断地拼命往上爬，千万不要回头张望，永远也不要掉队，不要存有任何同情和怜悯之心，试图去拯救落在你身后的任何人，因为，在你的身后便是万丈深渊，一旦摔下去便会尸骨无存。
个人的自由首先源自内心的解放，一个真正的自由人是不受任何意识形态蒙蔽和挟制的，他要么遵循自己内在良知的召唤，要么，听从某个更高等的存在的声音，并依此形成自己的生活样式，意识到这一点，他才能真正感受到做人的自由和尊严。
[注]普罗居斯特之床（le lie de Procuste）：普罗居斯特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强盗，他终日守在路边，迫使过路人躺到他特制的床上去测量身高，凡是超过这张床的长度的身体部分，均要被锯掉，而身高不及床者则要硬拉成与床相同的长度。这个神话故事后来被人们喻指用统一机械的标准来衡量不同的人和事物，并强行将其规范化。
初稿：2012年9月20日
定稿：2014年3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