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年过节不外如此：天天不断地走亲访友，几乎每一餐都是满满一桌的菜，到后来每个人几乎都吃怕了。我岳父还特别喜欢劝菜，时常不由分说将一个个菜夹到每个人碗里——你刚刚硬着头皮吃完鱼丸、鸡翅、鸭腿，他又塞过来一个卤蛋。有时晚辈们忍不住皱着眉头抗议：“我不要，实在吃不下了。”他瞪起眼睛：“干嘛？这味道很好啊！快吃掉！”
劝菜的这一幕也算是餐桌上的代际冲突。在很多地方，中年以上这一辈的人，在聚会时常常都把劝菜视为对亲朋（尤其是晚辈）的一种体贴关爱，而年轻的一代已经极少这么做了。前者内心还常常假设人们对菜肴都有同样的喜好（我觉得这味道很好，你也会有同样的看法），而后者却觉得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口味偏好。
还记得十多年前我高中毕业时，一群人到一个乡下同学家里去玩，他母亲也是非常热情——其好客的表现之一就体现在劝菜上。她烧了满满一桌菜，吃饭时不停地给我们每个人夹菜，其速度之频繁常常使我们还没来得及反应，米饭就被鸡鸭鱼肉完全覆盖住了。那位同学也注意到我们尴尬的神情，事后悄悄和母亲说：你让他们自己来，你夹的别人未必喜欢吃，有些城里女生很讲究，说不定还介意你筷头是否干净。此后她就讪讪然不再劝菜，招呼我们时也略有些不自在。
如今想想她当时的心情恐怕也是有些难过的，因为她的好意并没有被人完全领受。虽然大多数人并不在意筷头干净与否，但确实大家对菜肴有各自不同的喜好——至少一些女生当时就吃不下夹过来的一大块红烧肉，内心踌躇着到底是出于礼貌勉力吃下去，还是坚决放回去。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双方对“什么是好”无法达成一致的认识。
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代沟》一书中曾说：“成年一代总是假设各代人对真、善、美都有着一致的看法，人类的本质——即内在理解、思维、感情和行为方式——基本上是永恒的。”但问题在于：年轻一代对这些常常有着不同的看法。因此常有中国父母发现，他们对子女的无私付出（一如他们时常伤心地声称的：“我都是为你好”），子女却并不领情，因为在年轻人看来，父母所塞给自己的“好”，并不是他想要的——正如你以为孩子爱吃红烧肉，但他其实却不爱吃，反而把你的好意视为一种强加的负担。
传统的东亚文化也特别强调人际之间的相互依存而非个体的独立选择，在这种文化气氛下，无私忘我地为他人付出是一种受到高度推崇的价值观，社会上的每一个人竭诚为他人做贡献被视为一种理想的道德秩序。但在一个社会价值观日益多元化和断裂的时代，这种秩序已摇摇欲坠。
在我童年时代，乡下还处处洋溢着这种有时是难以消受的热情。每次去我小姨家作客，吃完晚饭她总是盛情挽留，表示早已铺好枕席留客，有几次她真是做绝了——竟然把我们骑来的自行车锁上，并放出自家的狼狗阻止我们离开，不知情的人看到她和我父母拉扯推搡的样子，恐怕会以为是在打架。虽然我那时也很想回家，但每次心里都做好准备：去她家估计不住是不行的。至于节假日时的劝菜劝酒，更是到处可见，而且人们都认为一定要把人灌醉才能显示盛情，就算对方再三表示实在不想喝，得到的答复总是佯怒的表示：“我才不管你！”
按照西方的观念，这是一种人我界限不分的表现——看起来是“为你好”，但却无视对方独立的个人意志。反过来，西方那种非常分明的人际界限，却也常常会让东亚人感到冷淡和缺乏亲切感。日本学者土居健郎曾回忆自己1950年初到美国时去拜访一位美国朋友，当主人问“您饿了吗”时，他虽然确实饿，但出于东方人含蓄的礼貌，却说“还不饿”；他以为对方会再劝他几句，不料对方只随意说“是吗”就不再劝了。事后他发现美国式礼貌待客就是事事让客人自行选择，“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拥有选择的权利，是一个自由的人”。他当时既不舒服也很不习惯，觉得美国人远不如日本人那么关心体贴人，更不爱听美国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please help yourself”（请自便），在他看来这句话很冲、直率到简直有点不敬。但在美国人看来，对客人最大的礼貌就是尊重他自己的选择权，你不喜欢或不选择，他也决不勉强——因为在美国观念中，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勉强塞给别人，是对他人自主权的侵犯。
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在国内如今常常表现在代际之间，被置换为一种时间上的差别（传统与现代）。确实，这些年中国社会也已经悄无声息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十年前我一个同事去郑州开会，受到当地供应商盛情款待，他从来不喝白酒也被灌了几杯，苦苦哀求仍不能免除后，他竟然为此翻脸，最后闹得不欢而散。现在听说也“文明很多了”，如果确实不能喝也不会勉强，而年轻一代在聚会时通常更是让每个人自便。这固然符合当下价值日渐多元的社会现实，尊重具有差异的不同个体的自主选择权，但无疑地，人际之间的距离感也无形中扩大了，人们渐渐变成了一个个“孤独的权利持有人”。很难说哪一种观念更好——或许，正在体验现代性的中国人真正需要的是在两者之间达到一个新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