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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谈网记者周洁编译）在过去十年中我没被关进监狱的日子里，我一直住在北京东郊的BOBO自由城。这是个相当不错的地方，附近有一条古老的运河，一座座桥梁和一个个生态花园环绕四周。然而，与BOBO自由城其他居民不同的是，我一直处于国保的监视之中。他们不准我的朋友、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员、国际传媒的记者，以及其他持不同政见者或支持人权者来探访我。
就在三年前，我被从监狱释放。因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我在狱中度过了1277天。现在，我处于被称作“软禁”的一种拘禁在家的状态。为什么要软禁我？国保曾经告诉我的邻居们说，他们要切断我的正常社会交往，这样我就无法领导“组织公民上街的活动”。
受此待遇的并非只有我一人。所有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都在监狱里。一些是在官方的监狱，由警察把守的高墙和电网里面。其他人是在社会的监狱里，以“维稳”的名义，这是中国共产党用来控制被它视为不稳定因素的名称。还有一些人像我一样，在两者之间来来回回。
与所有从前苏联那里产生的共产主义政党一样，中国共产党具有独裁和暴力的基因。自毛泽东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中共就一直在压制和孤立持不同政见者。
但是，让我们只是来看一看2004年以来，北京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加入中国宪法后发生了什么。2004年是北京镇压法轮功精神运动5周年，是“六四”天安门屠杀15周年——那时中国的军队在北京的市中心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开火。那一年，临近天安门纪念日的时候，我前往天安门广场献上了几束鲜花，以纪念死难者，但遭到警方拘留。我对负责国保的地方警官杨顺（音）说，我的行为符合国家的宪法。他嗤之以鼻，告诉我说“那是写给外国人看的”。
有宪法修正案打气，2004年，人权律师高智晟给当时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2005年，高智晟再次给胡锦涛写了封公开信。此后不久，高智晟便处于国保的监视之中。2006年8月，他遭秘密拘押，并于同年12月被判刑。他的案子，是一场充满虐待和酷刑的持续性噩梦。今年8月7日，经过数年的监禁，中共释放了他，让他到了新疆的乌鲁木齐市。他目前仍然生活在国保的注视之下。
至于我，我于2007年12月——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到来之前被拘押。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会议期间，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一些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了一个会议，确认他们想要拘捕我。这是涉及这个案件的人员告诉我的。据那些人说，他们的计划是要拘捕我，以便“打击一个，教育一片，震慑一方”。换句话说，就是要通过我的例子来吓唬别人。我的妻子曾金燕和我出生45天大的女儿也被非法关押，并被拒绝与外界接触。他们甚至不许我的女儿被带到楼下去晒晒太阳。
2011年，革命浪潮席卷了阿拉伯世界，中共和它忠实的国保们逮捕了许多异议人士，包括律师滕彪和唐吉田、艺术家艾未未。虽然他们被拘押的时间并不长，但这些磨难已给他们造成了心理创伤。
2013年2月，许多市民和我发起了针对中共高层腐败的运动，要求205名中共高层党员披露他们的财务信息。作为回应，政府逮捕了数十名持不同政见者。此外，在2014年，数十人，包括请愿的赵常青、人权律师许志永和人权活动家刘平被判处3年半到6年半有期徒刑。还有很多例子，如盲人法律维权人士陈光诚、作家刘晓波。
在某些情况下，人们是因为我而被抓起来的。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我已听说了至少10例。今年6月，一名重庆的年轻男子被拘留了10天，因为我跟他通了电话。同一个月，国保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一名年轻的女子抓走了，因为她在Twitter上回应了我提倡记住“六四”的建议。
情况会好转吗？有的人说会的，因为前中央政法委书记、负责“维稳”的周永康现在不在了。许多人称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针对周永康及其盟友的反腐败运动。
但是2013年11月，习近平建立了“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这实际上是一个超级的“中央政法委”。这一切都是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老百姓俗称的“狗咬狗”。当习近平在中共内部消除了他的政敌后，他将能够使用他所掌握的所有资源来对付持不同政见者。我相信，最终，中国将走向民主。但在此期间，对中国持不同政见者而言，最寒冷的冬天尚未到来。
（本文译自中国持不同政见者胡佳于8月19日发表在《外交政策》网站上的文章，题为“我被软禁的日子”。）
原文My Life Under House Arre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