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前半生为中共卖命的胡一声，后半生却遭中共残酷迫害，但至死还为暴政唱赞歌。许多人不以认贼作父为耻，反以不翻旧账为荣。王光美率领子女重投毛家门下，刘少奇的假骨灰变成刘源肩上的将星；黄炎培一家三代有六个右派分子，但他儿子黄大能和黄方毅却竞相拍中共的马屁，把父兄之仇、杀母之恨、自身之辱，都忘得一干二净；从而得出武宜三第四定律：狗崽子最爱共产党，狗崽女最爱毛主席。
胡一声，相信现在没有多少人会知道他了；但要是告诉你，大名鼎鼎的党和国家喉舌“香港中国通讯社”是他参与创办的、他当过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第十团党代表兼政委、创办了马来亚加影华侨中学、当过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当过广州华侨补校校长，那么，你一定会对这个人肃然起敬。确实，胡一声是个了不起的、不平凡的人物；他能文能武，文能煽动造反，武能拥兵割据；足迹遍东、南亚，声名远播，国共两党要人争相结交；出生入死，替中共争夺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他更是个不幸的人，他被他亲爱的党打成了右派分子；并且在文化大革命中，再受到他追随一生的伟大领袖的残酷迫害；他为理想而奋斗的结果，却给中国人民带来一场又一场的灾难：暴力土改、镇压反革命、三五反、肃反、反地方主义、反右派、反右倾、社教四清、三年饥荒以及文革，新中国在不断的杀人、抓人、关人、饿死人中渡着恐怖的岁月；如今的奴隶主义加原始资本主义再加法西斯主义而产生的具中国特色的黑社会主义社会，比他当年所要推翻的所谓旧社会，不知要更加黑暗、更加血腥、更加罪恶了多少万倍。
现在，不妨跟着胡一声的足迹，回顾一下这个当年“愤青”所走的寃枉道路，以见识共产主义乌托邦的虚幻性，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一小撮流氓集团的欺骗性、虚伪性、野蛮性和灭绝人性。
1、假革命之名，欺骗青年
胡一声，1905年出生于广东省梅县罗田上村，1926年入广州中山大学；幼年就有“安得大同新世界，定将热血洒乾坤”革命抱负的他，当年就在中山大学加入共青团，并且很快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受中共秘密训练后，开始发展地下组织，与中山大学当局作斗争。1927年，他与郑天保奉中共广东省委命令回到家乡，准备搞武装斗争，同年冬在梅(县)丰(顺)两县中共组织联合领导下，组织农民武装暴动，在梅南九龙嶂凹头成立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第十团，并任党代表兼政委，团长为郑天保；建立中共梅南区支部，发展壮大中共地方组织。他参与创办梅南中学，将龙文公学升格为梅南初级中学，培养学生干部、发展中共党员，再送去搞武装割据，建立国中之国——九龙嶂革命根据地。
共产党一向宣传，国民党和蒋介石在1927年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这完全是颠倒黑白。真相是，共产党从成立那一天开始，就充当苏俄和第三国际在中国的代理人，它以变中国为苏联殖民地和附庸为目的。从黄一声的经历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中共早就在那里磨刀霍霍、而且大开杀戒了；蒋介石的“四•一二行动”只是为了应付中共在湖南省、上海市等各地大肆制造的动乱而已。
2、假抗日之名，欺骗华侨
1928年，负了重伤的胡一声，奉中共命令避往马来亚、新加坡并与当地中共特委接上关系；自此开始到1948年，前后廿年，流窜于马来亚、日本、上海、广州、香港、粤北、兴梅之间。在马来亚创办了加影华侨中学、加影华侨小学等一批学校，以学校为阵地，组织马来亚“华侨抗敌后援会”，以抗日救亡名义，拉拢、欺骗广大爱国华侨以人力、物力支持八路军、新四军和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及东江人民游击队，因而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高度赞扬；毛泽东亲笔为加影华侨中学题写校牌，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郭沫若等人为该校题词，甚至国民政府的林森、于右任、邵力子、李宗仁、李济深等也为其抗日假象所迷惑，争送墨宝。
在假抗日、真卖国、假团结、真夺权的战略部署中，内有胡一声这样热血愤青奔走卖命，外有纯情爱国华侨慷慨捐输，毛泽东、周恩来之流能不眉开眼笑？可怜的是加影华侨学校不少师生激于民族义愤，纷纷归国，到了陕北公学、抗日大学之后，却要大吃肃反、整风、抢救的苦头，从而跌入了无产阶级的绞肉机。
毛泽东与历代造反头目别无二致，当山泽初起，用人之际，也懂得折节下交，做些收买人心的勾当，不远万里，为马来亚的华校题名；一旦羽毛丰厚，屁股坐稳，就翻脸不认人了。一九四九年前后的毛泽东、共产党真是判若两人、两付面孔。当年，他们起码在表面上还不乏谦虚有礼；如今，表面功夫固然早已收起，流氓本性却更发挥得淋漓尽致。堂堂的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对于四万余名右派分子及其家属的申诉居然可以置若罔闻；对吉林艺术学院教师卢雪松于二OO六年一月十七日，以“特快专递”寄出的《求助与呼吁信》，一年半过去了，仍不得任何回音。更有各地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失地农民依照政策和法律而几十上百人的联署上书、成千上万的“特快专递”不仅杳无音讯，有的被转到基层反遭报复。胡锦涛、温家宝之流，视自己泡制的《信访条件》如废纸，连起码的诚信也欠奉，所谓“依法治国”，不过是又一张空头支票，再一次玩弄中国人民罢了。让共产党讲法，真是缘木求鱼，无异与虎谋皮。
3、假民主之名，行篡国夺权之实
一九四O年十月，胡一声被马来亚政府当局驱逐出境，回到香港。他与乔冠华等创办“香港中国通讯社”，任主编。次年十二月，香港沦陷。在廖承志领导下，负责老隆至兴梅转大埔、闽西这一线的接送工作，接送过邹韬奋、柳亚子、邓文钊等由香港逃回内地。
一九四三年起，胡一声先后在韶关、梅县参加国民党第七战区编纂委员会工作，主编出版《新建设月刊》等报刊。还协助中国民主同盟建立东南总支部，并出任宣传部长。为争夺抗战胜利果实，一九四五年后，由中共广东省委特派，与李章达等人在广州建立民盟广东省委，任主任委员。后再受中共南方分局派遣，重返新加坡、马来亚，开展海外统战工作，煽动仇恨国民政府情绪，支持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并在新、马建立民盟组织，任民盟马来亚支部常委兼新加坡分部主席。
一九四八年六月，胡一声再次回到香港，主持“香港南方论坛社”。总之从一九二八年至一九四八年间，先后在廖承志、方方、林平、连贯、谭天度、周恩来等直接或间接领导下，分裂华人社会，为谋杀国民政府，为中共夺权“作出了卓越贡献”。可谓鞠躬尽瘁，竭尽犬马之力。
一九四九年三月，奉中共中央之命回到北平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中共建政，赏“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顶戴。
4、多少狂热者，却将热血铸监狱
一九四O和一九四九年被送回大陆的人，据说都是“中华民族的瑰宝”，然而当中除死得早者之外，命稍长点的大都没有好下场；胡风、梁漱溟，最早遭殃；胡一声和沈志远、刘清扬、羊枣、黄药眠、沙蒙等一起当了右派分子；其余，几乎都在文革中被一网打尽，全被残酷折磨，其中不少被迫害致死。上文提到的邓文钊，一九五五年曾出任广东省副省长，风光一时，即在文革中被打成“资产阶级”，几度遭抄家，于一九七一年含恨而死；廖沫沙、千家驹等，也在文革中大吃苦头。“中华民族的瑰宝”云云，在毛泽东眼里，一群猪狗而已。“知识分子有一条尾巴，要泼它一瓢冷水；狗，泼它一瓢冷水，尾巴就夹起来了。”狗，就是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送给中国知识分子的美丽别名。
老革命家胡一声回大陆后，本应论功行赏，裂土封疆，负重方面；可是只捞得小官或副手或虚衔，如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处秘书处主任、北师大附中校长、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广州华侨补校校长、暨南大学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暨大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以及民盟中央委员等闲职，即使是官方的吹捧文章，对他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功业”也乏善可陈，与一九四九年前的轰轰烈烈形成鲜明对照。
5、共产党、毛泽东是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天敌
官史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胡一声被“错划为右派，蒙受不白之冤”；“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遭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
“不白之冤”，不假；“错划”，则未必矣！毛泽东对地下党、城工部，是既忌又恨又猜疑，早在“百万雄师过大江”之际，就定好“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大计(傅国涌：《绞杀地下党的十六字决策揭密》)。所以，攻下南京之日，原潜伏的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立即被贬为组织部长，中共南京市委正副书记由毛泽东嫡系、井冈山旧部刘伯承和宋任穷担任。再贬为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代部长；到一九五七年，干脆连同她的丈夫、浙江省省长沙文汉一起打成“反党集团”，彻底解决了。上海潘汉年、杨帆、顾准，广东冯白驹、方方、古大存，福建曾镜冰、许集美、黄国璋，台湾谢雪红，云南赵健民等，在肃反、反地方主义、反右等种种名目下，都被逐渐消灭；侥幸过了几关的中共原北方局薄一波、彭真连同他们的“白区正确路线代表”刘少奇一伙，也于文革中顷刻瓦解，以“大叛徒集团”之罪名打翻在地。
四人帮，是个筐，什么烂账，都往里装。据伊文思说，“四人帮”是毛泽东首创并在一九七四年七月政治局会议上首次使用(《邓小平与当代中国的诞生》)。可见，中国知识分子、潜伏在国统区和敌占区内为共产党卖命的知识分子党员的倒霉、被迫害、被消灭，跟四人帮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中共的所有帮派，无论四人帮、五人帮，也无论刘邓帮、江湖帮，都是睁眼说瞎话的吹牛帮，他们能把他自己也不相信的鬼话说得天衣无缝，骗尽天下苍生；把所有罪恶都推在“四人帮”头上，便是一例杰作。
6、中共所有运动都是以消灭知识和知识分子为目的
毛泽东为什么对地下党、对城市工作部秘密党员、对潜伏在敌营内的红色间谍，必欲除之而后快？
首先，是历代通行的潜规则：飞鸟尽、良弓藏，狡兔尽、走狗烹。
其次，抢劫的时候希望人多，分赃的时候希望人少。
第三，由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天然排斥、敌视，而地下党、城市工作部成员和红色间谍，偏偏都是学有所长的知识分子。
第四，比起蒋介石的“独裁无胆、民主无量”来，毛泽东是货真价实的封建加法西斯流氓头子，即所谓“我是秦始皇加马克思”的独裁者也；当然是容不下争民主、争自由的反蒋分子、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毛从一九二五年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把流氓、痞子捧上天，而把大学教授当作革命对像，杀AB团、杀社民党，都是以文化人为消灭对像。胡耀邦的一个老师只因读过初中，被当作AB团杀害，胡耀邦本人也是因“小知识分子”而被中共省委政治保卫局和肃反委员会列入AB团成员的名单，并立即逮捕。几十年后胡耀邦仍心有余悸，去世前的几天，对去医院探望他的冯文彬说：“当年如果没有你把我带出来，我就完了；如果把我送回去，我也完了。”毛泽东曾得意地说过，他的镇压反革命超过秦始皇焚书坑儒一百倍。确是夫子自道，不打自招。
7、至死不悟的胡一声、丁玲、葛佩琦
胡一声一九九O年三月十九日，在广州病逝，终年八十六岁。他的死里逃生，他的苟活，却没有令他幡然悔悟。他的《七十周岁生日遣怀》说：
七十我生浪里过，春风秋雨未蹉跎。
青年有志学马列，壮岁无心怕坎坷。
沧海横流思振国，高山险阻拟开河。
丹心一片同葵藿，向党倾诚永不磨。
《八十生辰口占》又说：
八十生辰又畅过，乐观主义胜华佗。
敢冲敢撞敢拚搏，不优不虑不蹉跎。
真是至死不悟！明明后半生受罪又蹉跎，明明是党让他吃尽苦头，他却胡说不蹉跎，还“向党倾诚永不磨”，可怜！
像胡一声这样偏认仇人作恩人、爱把误国叫“振国”的奴才，也为数不少。如丁玲竟以被“母亲打错了”卖乖；还有葛佩琦被共产党弄得家破人亡，受尽人间活罪，“从无期徒刑减到有期徒刑十五年”，就高兴得要喊“伟大正确的共产党”来取宠。刚刚出狱，又高呼“福自党来”。居然可以在文革浩劫后的废墟上看到“我为之奋斗了多半辈子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好景象”来。可痛也夫，可耻也夫，可鄙也夫！
8、右派分类学；武宜三第四定律：狗崽子最爱共产党，狗崽女最爱毛主席
陈子明先生在右派分类学上有卓越的贡献：按当年的言论，把右派分子分为“主动右派”和“被动右派”。这“被动右派”中，就有不少像丁玲、胡一声、葛佩琦这一类奴才右派。这种奴性基因又遗传到了一些狗崽子、狗崽女的身上，早在《毛泽东日倡议书》的签名闹剧中，武宜三先生就发现一条新规律：狗崽子最爱共产党，狗崽女最爱毛主席。
新的例子是：被打成右派分子、受迫害含冤而死的京剧小生叶盛兰，其子因为做了什么政协副主席的鸟官，便劝章诒和多写“党对叶家的正面恩惠”(《皇鱼博客》)。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但在“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迷魂汤里，一些人早失了人的本性；不以认贼作父为耻，反以不翻旧账为荣。于是王光美率领子女重投毛家门下，一笑泯恩仇，刘少奇的假骨灰变成刘源肩上的将星。黄炎培一家三代被打了六个右派分子，但他的一个也当过右派分子的儿子黄大能却说：中华民族的独立靠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的富强和远大未来仍然要靠中国共产党。他的另一个儿子黄方毅也因自己“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侄子黄孟复“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而把父兄之仇、杀母之恨、自身耻辱，忘得一干二净；重弹什么“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滥调(《人民日报》)。黄炎培子女中有黄万里这样“良知吞豹胆，正气犯龙颜”的铮铮铁汉，也有黄大能、黄方毅这样的无耻之尤；“一龙生九子，九子各不同”，果然一点也没有说错啊！
2007年11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