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
当你苦苦思考古人治国的经验教训时，当你追随普世价值讨伐社会不公时，当你为如何创业和守成绞尽脑汁时，暮然回首，只见灯火阑珊处旁边的历史墙上，写满了关于“用贤使能”的格言与案例。姜太公、周公旦、管夷吾三者的人才思想不尽相同，但都可以概况为——“用贤使能”四个字。
春秋战国各方诸侯的人才机制千差万别，但都挂着“用贤使能”的牌子。诸子百家的政治理念彼此冲突，但“用贤使能”是个基本共识。最简单而又最难做到的道理，总是被人们熟视无睹！说的人很多（我也是其中一个），但做到的人很少（我暂时还不属于这个光荣的序列）。
为什么执行“用贤使能”原则这么困难？因为阻力实在太多。
一不必说既得利者为了私利往往破坏这个原则，二不必说有一种叫嫉妒心的东西让木秀于林的贤能们举步维艰。单是对“贤能”的定义，就分歧很多。
正如《墨子•尚同》说：“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
各学派无不重视培养贤能之人，但他们心目中的“贤能”画不出哪怕一个等号。培养人才的最终目的是使用人才！贤能标准——教育方法——政治体系，整个社会制度建设始于人才观的确立。儒墨的本质差异，在于双方对贤能的定义不同。
周公的八项用人方针，第三项是“进贤”，第四项是“使能”，可以“贤”和“能”是两个不完全相同的概念。什么是贤能？通俗地讲，“贤”指品德优良，“能”指办事干练。贤能加一块儿，就是才德兼备的意思。
按严格的界定，有才无德和有德无才都不算真贤能。推崇才德兼备不存在争议，争议的是什么才足以称能？什么德足以称贤？
精通六艺，熟读六经，办事通达且合乎礼义，这是儒家眼中的才能。仁义礼信，忠恕孝悌，温良恭俭让，仁德爱民，三省吾身，见贤思齐，过而改之，安贫乐道，为富好仁，舍身取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儒家眼中的贤德。
知经济民生之事，通用兵攻守之术，能为国为民兴利除弊，懂得以“三表法”衡量是非，这是墨家所谓的才能。贫则廉洁，富则仗义，兼爱生者，悲悯死者，敬天明鬼，赏善罚恶，有力者助人为乐，有财者分给需要的人，有知识的就教给不懂的人，为实现正义可以犯难赴险，这是墨家所谓的贤德。
你要觉得双家学说殊途同归，那可不一定！儒家和墨家虽然都强调才德兼备，但彼此对贤能的定义不同。特别进入操作环节后，儒家眼中的贤能，说不定在墨家眼中一文不值。
话说亲亲上恩的鲁国，在儒家盛行之后，有了一些变化。孔子的不少弟子，鲁国籍的，外国籍的，都曾在鲁国做过官。到了孟子时代，三桓已经淡出政局，鲁平公打算任命儒家名士乐正子春为新一届国务院总理。孟子得知后，高兴得失眠了。他的学生公孙丑对老师兴奋到亢奋的行为感到莫名其妙。于是有了以下对话——
公孙丑：乐正子能力强吗？
孟子：否。
公孙丑：他IQ出众，考虑问题周密吗？
孟子：否。
公孙丑：他见多识广，人称会走路的百科全书吗？
孟子：否。
公孙丑：那你为啥对他的仕途这么看好，还高兴得睡不着觉？弟子很困惑，请老师教诲。
孟子：他喜欢善言善行，所以我看好他。
公孙丑：喜欢善言善行就足以主持国政了吗？
孟子：这你就不懂了。喜欢善言善行的人，治理整个天下都是绰绰有余的。何况巴掌大的鲁国（战国鲁疆域已经大幅缩水了）？假如一个人喜欢善言善行，那四面八方的贤士都会不远千里告诉他好建议。乐正子个人能力一般，考虑问题不够全面，也谈不上博学多闻。但人们乐意给他献计献策，他借助这些“外脑”照样能把国事处理妥当。反之，若是一个人不喜欢善言善行，不想听建议和谏言，只愿听别人说自己如何优秀，这样贤士就都不会理睬他，拍马擦鞋的小人就闻风而来。与小人为伍，又怎能治理好国家？所以说，喜欢善言善行就够了。
这段话的中心思想是：兼听则明，从善如流。领导者能做到这两点，已经很了不起了。乐正子治鲁的实效如何，史书没有明说。但结合大背景看，顶多是创建了一个缺乏对外竞争力的和谐社会。应该说孟夫子的话是有道理的，但这个道理太大而无当。他所谓的善言善行，是以儒家道义为准绳的。儒家道义不坏，但是迂腐守旧的成分很多。乐正子根据儒家道义从善如流，并不能解决多少实际问题。墨子对儒家的批评，就是一面镜子。
儒生说：君子的言行和衣冠都必须遵循古制，这才合乎仁义。克己复礼为仁嘛。所以，君子恪守先王成法而不搞创新改革。
墨子驳：古代的言论衣冠都曾经是新的，古人用这些新东西的时候就不是君子了吗？古时候后羿制造弓，伃制造甲，奚仲造车，巧垂造船。如果君子只因循守旧不去创造，那么现在的皮匠车匠成了君子，羿、伃、奚仲、巧垂反而成了小人了？社会应当有创造有继承，该创新时就创新，不能墨守成规。
儒生说：君子打了胜仗，就不再追击敌人，把陷阱填好，不射箭，敌人败退就帮他们拉重车。这是圣人周公制定的军礼。你们墨家不是讲兼爱吗？怎么不遵守这仁义之师的军礼呢？
墨子驳：如果真要讲人道主义，那根本就不该打仗。仁慈的人各自申明道理是非，无理的服从有理的，用和平的方式处理矛盾。还打哪门子仗啊？如果双方都是恶人，就算做到了军礼，也不是真正的仁义之师。况且残暴的国家，是圣王为民除害的对象。如果吊民伐罪的将领讲儒家所谓的仁义军礼，那么就会让暴乱者存活下来，继续祸害世人。以仁义之名放纵暴徒恶行，这才是最大的不义。
按照墨家的标准，鲁国用乐正子执政，恰恰违背了尚贤原则。墨子提倡量才录用。经过言论、行为、办事能力的综合考察后，再慎重地授予合适的职务。能治国的治国，能主持官府的主持官府，能管理县邑的管理县邑，能带部队的带部队。贤能不光是能虚心纳谏兼听则明，还要具备相应的实际业务能力。
而乐正子除了礼乐知识出色外，不懂率兵抗敌，不懂立法创制，不懂运筹经济，不懂外交策略，只能按照现有规章制度搞搞亲民活动和减税救济。回顾一下太公、周公、召公、管仲这些治国能臣，乐正子的道德修养可与之相比，理政水平则难以望其项背。他是个君子，却不是宰辅之才。孟子赞誉的贤能，在墨子看来不过是有德无才的好人罢了。
儒墨对贤能的不同定义，源于两派选择了不一样的人才培养模板。儒墨共同尊崇的圣人有尧、舜、禹、商汤王、伊尹、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等。这么多个圣贤，不可能全部当人才培养模板，于是儒墨各选了一个最衷意的圣贤为终身学习榜样。孔子选择了近乎完美的周公，墨子选择了近乎传奇的夏禹。
前面说过，周公是多才多艺全能王，礼乐文明的始作俑者。他为大周朝定下的教学大纲是“三个六”——“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周礼•地官•司徒》）
周公的才，周公的德，周公的功，周公的言，都是不朽的！至少孔子及儒家这样认为。孔子做梦都想着向周公旦同志学习，成为“三个六”全科满分的圣人君子。但他忽略了一点，周公还是个战略家、军事家。孔子强调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让真才实学包装一层礼仪美。可他只学到了周公的文才，荒废了周公的武功。这使得儒家教育只能培养出才艺君子和学问家。
孔子还算是文武双修。他的学生里也还出过一批实干型人才。孟子门下则大多是远离民生空谈仁义的学者，懂军政、外交、经济、技术的寥寥无几。后世百无一用的书生，更是把儒家的形象败坏完了。儒家一代不如一代，不是错选周公为榜样，而是自认正统传人的孔子只继承了他的一半才能。
再看被庄子批评违反人之常情的墨家。墨子清苦简朴的生活习惯跟谁学的？大禹！墨子对技术的热情是接到谁的传统？大禹！墨子死不旋踵的烈士精神以谁为宗？还是大禹！
在地球各民族洪水神话中，唯有华夏族的大禹治水，是积极与自然灾害抗争的科教片加史诗片。舜帝任命大禹为司空（当时应该没这个官职，但职能相同），负责主持部族联盟一切与科技工程相关的工作。他最主要的任务是制伏洪水。用不着重复“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公无私，也用不着重复改堵为疏的科技创新。大禹最感动天下的，是他在多年抗洪行动中落下了残疾。
据《尸子》载：“（大禹）手不爪，胚不毛，生偏枯之疾，步不相过，人曰禹步。”
指甲和小腿毛掉光了，有点半身不遂，走路样子很难看。这就是敬业的代价。他做天下共主后本可以享福，结果他还是“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孔子语），搞建设不享乐，继续发扬华夏族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墨子从中领悟到三点：技术立国、苦行救世、不畏牺牲。他拿圣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所有的门徒，于是搞得大家很苦很累，生活单调。故而荀子说他实用有余但文才不足。
儒墨人才观的差异，还与其对自我的社会定位有关。两家正是按照自身的定位来教育学生，为社会大量提供对应相关岗位的人才。
樊迟问孔子种田的事。孔子说不知道，还说樊迟是个没志气的小人。孔子未必不懂农事，但他把儒生定位为搞行政管理的，而非搞技术的。所以不肯谈农工商兵等实用之学。孟子更进一步，说只为王者师，不做王者器。行政级别当然是国君高，但在儒家的观念中，老师又比学生大。国君得像武王对太公，成王对周公，齐桓对管仲那样捧着我，对我言听计从，礼遇有加。
《荀子•儒效》：“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小儒者，诸侯大夫、士也；众人者，工、农、商贾也。礼者，人主之所以为群臣寸、尺、寻、丈检式也。人伦尽矣。”
你看儒家对自己的定位，除了天子以外，三公、诸侯、卿大夫、士都是儒家子弟，不参与工农商贾等生产活动。当王者器需要具备政治、法律、军事、经济、外交、技术等业务素质。儒家不教这个，王者师只负责谈论仁政王道，引导君主的意识形态。具体的工作让君主指挥王者器们去做。最高等的儒者是思想家学问家，次一等的才做具体事务。这不是子曾经曰过：君子不器嘛！于是乎，儒家人人争当学问家，实用技能往往被荒废。
墨家恰好相反，他们的主体来源就是农工商平民，天生亲近劳动阶级。儒家周游列国混诸侯饭吃，花的还是纳税人的钱。咱墨家要生计自立，为人民奉献自己的力量，而不能给添加人民的负担。学大禹，搞技术立国，实业强国。学大禹，不辞辛劳到民间救急救难，不在庙堂里坐而论道务虚清谈。
在墨家看来，儒家光知道恢复井田和轻税，殊不知繁琐的礼乐造成的资源浪费危害更大。儒家只会嘴上说仁者无敌失道寡助，敌国入侵时，既不能效法烛之武用口才智退强敌，也不能带领军民用正确的战略战术打击侵略者。儒家就会吹牛皮说大道不言小技，怎么改良耕种技术增产粮食？怎么改进工艺制作搞好的器具？怎么改进兵器加强国防力量？怎么修建沟洫道路改善交通？他们统统不懂，就知道死抱著书上的先王成法来解决不断变化的社会问题。
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是天下人民最大的三个忧患。礼乐对温饱问题无效，这些都要靠实用技术来解决。于是乎，墨家人人争当实干家，学术这一块越来越乏善可陈。
总之，儒家人才观侧重学术路线，力求塑造“三个六”型社会宏观管理者；墨家人才观侧重技术路线，力求塑造各种解决具体问题的实干家。
儒家的任贤用能，是对周公亲亲上恩方针的改良升级。儒家虽重才德而不问出身，但天然亲近有礼乐教养的贵胄阶层，对草根阶层比较疏远，对技术型人才尤为轻视。因此，由儒家人才观延伸出的政治体系，以乡择里选、礼乐教化为轴心。未来的科举制就是儒家政体的最高发展形态。
墨家的任贤用能，是对太公尊贤上功方针的改良升级。墨家是完全的能力至上主义者，更加不问出身，天然亲近草根阶层，但贵胄阶层缺乏好感，对沽名钓誉的清谈家嗤之以鼻。因此，由墨家人才观延伸出的政治体系，以尚贤尚同、法仪刑政为轴心。
儒家政治人文气息浓，墨家政治事功色彩重。这对宗旨迥异的治国之道，在批判地吸收了太公与周公的思想基础上，形成了新一轮双极之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