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抵达北京访问前，数千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开始无限期绝食，要求当局进行政治改革。学生们说，当局拒绝对话，迫使学生采取这种极端的行动。
吃“人血馒头”
二十五年前，在北京发生了一场大屠杀，世人称之为“天安门大屠杀”。一代人的时间已经过去，有人试图把一九八九年的历史事件变为“非事件”，把一切历史记录扔进奥威尔描述的“记忆焚化洞”里，让从未开眼的人们永远无从建立历史记忆，或者让有过记忆的人重塑记忆，接受党国对历史和现实的控制。这种漂白历史、实施脑控的“美丽新世界”获得了部分人的认同，以致北京一位署名高雨莘（Helen Gao）的记者在《纽约时报》撰文“忘记天安门”，声称：“中国领导人已经从天安门吸取了教训，把政治从我们的生活中剔除。”她还写道：“年轻中国人拼命工作，拼命购物。我们不回望。”
不可否认，即便曾亲眼目睹或身心投入那场运动，有许多人自愿选择了忘却。君不见二十五年前，北京屠城送给留美的近十万留学生每人一张绿卡；今天，不到十分之一的人，甚至不到百分之一的人，会在“六四”这一天走到公共空间，表达他们的哀思和感恩。有人把代表生命和希望的绿色去掉，从实际的粉红卡中看到了年轻民主斗士的鲜血，因此叫永久居留卡为“血卡”。如果想想这十万人在二十五年间在美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我们甚至可以说，不到千分之一的得利者会为他们的幸福公开感恩。更有甚者，一些人摇身一变成为美国人，马上折回中国捞名捞利，加入到吃“人血馒头”的盛宴。
有良知的人依然在抗争坚守
但是，更多的有良知和正义感的华人是永远不会忘记一九八九年大屠杀的。其中的缘由多种多样。或是和我一样，作为八九一代，我参与了中国现代史上最为壮观的民主运动，被上海市委认定为上海学运“黑手”，而学生们把我们几个年轻教师誉为“复旦七君子”。尽管失败，我为我的选择而自豪。同时，我的学生参与了绝食，后来我的学生、上海高自联副主席文江平自杀身亡，我的学生、上海外滩绝食现场总指挥陈雅君失踪后至今不见踪影。我的另一位学生、上海高自联主席姚勇战（又名张才）至今流亡海外，无法归国，而他的父亲姚文田又因在香港出版有关中国政治的书籍（包括我的《政治维纳斯》）而月前被大陆恶判，古稀老人还在遭受牢狱之灾。我们还有未完成的事业，所以我们还要战斗下去。
或者像天安门母亲，她们失去了爱子和爱女，而且亡者和未亡人都还背负着污名，令前者灵魂无法安息，后者良心不得平衡。所以她们还执着抗争坚守。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六四”后出生的新一代加入到了还原历史真相、追思民主烈士的各项活动中。尽管由于二十五年来最严厉的高压，我们无法清楚地知道大陆境内的纪念情况，但在香港、台湾和美国的校园烛光晚会上，我们都看到了成千上万的青春面庞。
屠杀的常态化、非戏剧化
为什么此时此刻纪念八九历史事件，绝不是小事一桩，它与每一位中国人、甚至每一位地球村居民都休戚相关？因为，天安门屠杀是一个致命的政治病毒。对它的容忍、接受和漠视只会让这个致命的病毒传染扩散，最终导致极度的邪恶统领政治，吞噬一切权利、公正和道义。
首先，天安门屠杀这一表述需要调整。因为我们看到，一九八九年屠杀首先在三月的西藏拉萨开始，然后军事戒严运用到了五月的北京，北京“六四屠城”是中共兽性疯狂的高潮，尔后在成都、长沙等地也开始了屠杀行动。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从太原到上海、从沈阳到广州、从西安到合肥、杭州、中共又开始了全国性的抓捕行动，无数的民主运动参与者被捕、被关、被失踪、被枪决。他们不仅有学生，还有大量的市民、工人、农民工和农民。
其次，我们要认清，一九八九年屠杀不是为了“稳定”和“发展”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暴力，是标志着屠杀成为经济发展和政治治理的一个常规手段。在建政六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共为了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屠杀，后来演绎为政治失误的滥杀和派系斗争的自戕残杀，到了一九八九年演变为政治治理工具的屠杀，再到后来发展到常规行政的屠杀。屠杀的常态化、非戏剧化，生杀予夺大权的分散化带来了二○○五年广东汕尾开枪、二○○八年在西藏、二○○九年和当下在新疆的再次滥施暴力，也让世人看到了广东乌坎的薛锦波被当地公安殴打致死；浙江乐清的钱云会被压死在铲车下，湖南邵阳的李旺阳“被自杀”，等等。
习近平全盘接受六四负资产
最后，我们看到，面对邓小平留下的八九屠杀有毒政治资产，习近平没有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进行剥离。习近平并非像江泽民和胡锦涛那样是它的直接继承人，但习近平连华国锋结束和否定文革的勇气和智慧都没有，他通过“六四”以来最严厉的抓捕关押和抵制对“六四”问题的问责，把八九屠杀变成了他自己的政治包袱，直接成为邓小平有毒资产的继承人。对暴力治理的全面接受让习近平获得了天安门屠杀的所有权。
对暴力的崇拜和对人民的杀戮成为“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贯穿一气的内在逻辑。它造成的中共自体中毒表现在“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已成为当今习近平政权的权力学：他用唯物论、无神论、大汉族主义、反宪政、极权主义等极端主义来奴役人民，构造他的“中共梦”，试图建立中共千年帝国。然后，他用国家恐怖主义来行政统治，把中国置于永久的紧急状态，肆意剥夺人权和侵害自由。这些逆历史发展而动、反普适价值的做法，让中国八方受敌、内外交困，刺激各方反抗：台湾开始了“反服贸”、香港兴起了“抵制蝗虫”运动，新疆东突独立势力异常活跃，达赖喇嘛提出的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中间道路”却受到漠视和诋毁，中共的所作所为正在分裂中国，把她带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中国政治病毒源于共产党，爆发于邓小平的八九屠城，流行于习近平全面接受一九八九年屠杀政治的有毒资产。中共暴力政治传染病早已超越一九八九年天安门的时间和空间，正在四处弥漫威胁每一个中国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纪念“六四”，要终结政治杀戮的原因。
《动向》2014年6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