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主监督论到进京赶考论
毛泽东一九四九年的“进京赶考”论一直被官方津津乐道，习近平上任以来也屡次在公开场合重提。很多人认为它反映了毛当初得天下时谦虚谨慎的心理，甚至被看作是有中国特色的权力需要监督的通俗表达。
这些人似乎忘了，在抗战时期，毛曾经郑重地对黄炎培说他找到了解决王朝兴亡周期律的根本方法，这就是“民主监督”。但几年之后夺得天下，这个民主监督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进京赶考论。
民主监督论和进京赶考论相比，哪一个更接近于现代社会合法合理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应该说是很清楚的。但这里要说的是：就算是进京赶考，官方所说的也完全名不符实。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是面向全社会的，全国开设考场，赶考的人没有身份甚至年龄的限制，通过激烈的竞争筛选出至少在文字功夫上合格的人才。但毛泽东进京赶的那个考场上，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始终都只有一个考生，考得好不好结果都一个样。
本来，一九四六年旧政协会议的时候，中国政治的考场上至少还有两个考生在那儿竞争，此外还有很多陪考的民主党派。到了一九四九年，两个考生在考场外面打了一架，其中一个的资格被打掉了，进不了考场，另一个成了考场上唯一的考生。那些陪考的也变成了观考的。
走到了许诺民主监督的反面
不但如此，这个考生同时也给自己命题，自己监考、自己评分，比人们说的运动员就是裁判员，踢球的和吹哨的是同一个人还要十拿九稳。这就完全走到了毛本人对黄炎培许诺的民主监督的反面。
到了一九五七年，连观考也不行了，因为观考的人虽然没有资格监考，更没有资格评分，总还可以指着答卷说三道四。一九五七年的那场斗争，实际上就是取消中国政治考场上的观考权。
但这还没有完。到一九五七年为止，在中国政治这个考场上可以说全党都是那个考生，但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慢慢变成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才是考生。如果说到一九五七年为止发生的都是为了确保只有共产党才是唯一的考生，那么从那以后一直到毛去世，中国政治这个考场上发生的是为了确保毛本人是唯一的考生，确保只有一片夸他“考得好来考得好，就是好呀就是好”的声音。
但一开始党内还有陪考的，那就是刘少奇。和“毛主席”并列，“刘主席”的称呼就是这个意思。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共产风，毛“烤”得一塌糊涂，万物不生，草木枯焦。刘作为陪考的实在看不下去，在考卷上小心翼翼地指点了两下，毛的脸上就挂不住了，没几年就把刘陪考的资格给取消了。
连陪考的也没有，未免太形单影只，于是设了陪读的，叫副统帅。毛泽东是“万寿无疆”，林彪是“永远健康”。人和神之间的差别其实也就是考生和陪读之间的差别。林和毛可以在一起读读书看看报，但出卷、答卷、监考和评分都是毛自说自话。
但就是这样，毛还是不放心。他的不放心从一件事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不许设国家主席。百家姓中除了毛主席不能有第二个某“主席”。任何人和他并列称为“主席”都会被认为是陪考的，会拿来和他的考分作对比，所以他决不允许。
林彪之所以“自我爆炸”，就是因为他（或者他的人马）蠢蠢欲动，想给自己从陪读争到陪考。毛再三警告，他们就是听不懂，于是连陪读的资格也被取消。
唯一考生从中共党变成毛一人
毛自己给自己出卷，完全不用客观的多项选择题，全都是任意发挥，常常是连答案都没有，写到哪儿是哪儿，还用毛体草书肆意挥洒，龙飞凤舞，就算有考官也看不懂，不知道他写的究竟是什么，只好全党全国瞎猜。看不懂，便只好夸书法好、有气魄、是伟人。
毛晚年说自己一生做了两件大事：推翻国民政府和发动文化大革命。其实，从“进京赶考”的角度来看，这也就是答了两份卷子。他说第二份卷子更重要。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第一份卷子不是他一个人的答卷，而是整个共产党的答卷，甚至一些民主党派也出了主意。
而第二份答卷是他把所有人“清场”之后一个人的肆意发挥，考砸了不能赖别人。
从“进京赶考”的角度，毛时代发生的一切就是从党是唯一的考生到他是那个唯一的考生，以一九五七年为界。毛死后才恢复到一九五七年以前的状况，但还不是真正的天下英才熙熙攘攘地“进京赶考”。
考试要公平、公正，要让人口服心服，一定要公开，一定要有众多考生竞争，一定要有人人都看得懂的参考答案，一定要有独立的监考和中立持平的判官。中华文化确实有和当代世界接轨之处，这就是古代科举制度推崇的这个原则。
只有一个考生不能算是进京赶考。
《动向》2014年7 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