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上位以来，“新政”凸显。内政方面，反贪腐直指徐才厚、周永康这样的“大老虎”，博得国人阵阵喝彩；外交方面，重构联俄制美大格局，在东海、南海争议中频频示强，也颇令国人击节。有些自由派的朋友如吴稼祥者甘为习的“新政”背书，一口断定习是要真改革，而把习的那些“左话”视为“假动作”。更多的朋友兴奋于“中国的崛起”，似乎伟大祖国可以就此一雪百年耻辱，甚至将引领未来世界。
真是如此么？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一是习的强力反贪腐与十八大以来的意识形态“左转”究竟是何关系？二是对“崛起”的界定：是谁在“崛起”？是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在“崛起”，还是中国作为“党国”在“崛起”？
先来看前者。不少人看不明白习既打贪官，又打自由知识分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其实站在习的立场，这个很容易理解：作为“红二代”掌门人，习的抱负是实现“党国中兴”，不能再像前任那样“不作为”，任由党的肌体癌变下去，既如此，下重拳强力反贪腐势在必行。有没有高层权争因素？有，但不全是。习有比单纯权争更高远的志向。但既然根本目的是为了“红色江山万年长”，反贪腐就不可能采用自由派所希望的宪政办法来进行，也就是，通过新闻公开、司法独立、公民监督、建立反对党等制度性机制制约执政党，因为这些东西一旦放开，党的执政地位就危险了。这就是习“新政”同时痛打贪官和自由派的秘密所在，二者方向虽然不同，却是为了同一目标，那就是巩固党的统治。
由此，第二个问题也不难回答了。究竟谁在“崛起”？我以为，与其说是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在“崛起”，不如说是中国作为“党国”在“崛起”。有人问：这两者难道还能分开么？现实中当然分不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外就代表中国。但中国政府执行的外交政策究竟以民族国家为重，还是以党国政体为重，逻辑上却不难判断、析分。党国骨子里总是视“西方”为敌人，因为它清楚党国政体在美欧眼里是另类；“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只是外交辞令，反守为攻、在世界第二（很快会成为世界第一）的基础上扩充红色帝国才是真。为此，党国甚至不惜明里暗里地与俄国连在一起对抗美欧，力图上演一出21世纪的新“三国演义”。然而，稍通历史的都知道，恰恰是俄国在近代以来对中国野心最甚，掠夺领土最多，而美国则是对中国帮助最多的国家。试问：党国的联俄制美大外交对中国的民族国家利益究竟有利还是有害？党国要人和御用学者们难道真的不懂历史么？
显然，这种政策，只有站在党国政体的立场上才能解释得通，因为它的第一要务是“反颠覆”、“反渗透”。为了抵制“西方”的“渗透”，把自己做大做强，哪怕联合俄国这样如狼似虎的“盟友”。而如果真的以中国民族国家利益为第一要务，官府本来没有必要一定以“西方”为假想敌（附带说一句，民主化后的中国作为民族国家，也会与同样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和欧洲各国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但这些矛盾没有和社会政治制度问题相缠绕，会具有简单得多的性质），也没有必要处处袒护普京和俄罗斯（我们几乎可以天天从CCTV之类传媒上看到此类袒护的拙劣表演），只有用党国政体绑架民族国家，以党国利益支配乃至取代民族国家利益，才能制定出这样的外交政策。
更加深入地分析这两个问题，不是本文的任务，它需要一本书的体量。这里只想指出：既然“习近平新政”意在巩固党权，这已经决定了反贪腐逃不出中国皇权时代反腐败的既有逻辑，它不会有真的结果。至于“红色帝国”的“崛起”，可能红火一时，但也免不了最终衰落的命运。毕竟邪不压正。这不但意味着体现弱肉强食法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早已过时，而且意味着已经有如此丰厚的普世人权、宪政民主之积淀的当代文明准则不会被改写。
（2014年8月14日，于新泽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