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央电视台记者芮成钢在韩国的“代表门”事件让人们再一次看到了那些远离中国底层的精英在国际场合良好的自我感觉。芮成钢的表现之所以招人现眼，首先倒还不在于他大言不惭地“代表亚洲”，而是他行使这个“代表权”的方式。他抢夺韩国记者的提问机会，咄咄逼人地向奥巴马提出又长又不着边际的问题，明显是为了做秀而不是为了获得有价值的信息。更重要的是，他破坏了记者招待会的规矩。
芮成钢的表现不过是近年来一些中国记者在国际场合行事随心所欲的一个突出事例。2007年在中欧论坛上我就听一位BBC中文部记者说，他曾经在采访场合领教过被要抢镜头的中国记者一把推开的武功。
芮成钢的表演让我想起了另外两位锋头很健的中国精英在一个国际场合的表现。他们是社科院美国所所长黄平和前高级外交官，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
那是2010年7月2日，地点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场合是“印中对话――形象和看法：媒体在中印关系中的角色”。印中关系是近年来亚洲国际关系中的热点，印中两国如何看对方也是这个关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这个讨论当然也和中国方面正在砸巨款“打造”的“国家形象”有关。中国方面出席的有黄吴两位在内的一些学界和政界精英和新闻界人士（记得有南风窗的记者），印度方面出席的有学界，新闻界和政府智库的头面人物，也有前高级外交官。做东的新加坡方面非常重视，有政学界的大佬在座。
在讨论会第一天的下午，记得是在“国内政治和媒体角色”的讨论中，台上有中国和印度的学者在发言，台下坐着应该有一百多位来宾，这时黄平和吴建民两位的手机先后响了起来。黄吴二位不慌不忙接了手机，然后一边“喂！喂！哎！哎！”一边起身朝外走去。黄坐在台下前排，离座还比较容易；吴坐在台下大约第三四排的中央，要好几位来宾给他让道才能走出来。但他们都很从容，一边排开来宾往外走一边专注和电话那头的人应酬。与此同时，台上的发言还在继续，主持人似乎没有看见。一直到两位分别从两侧的前门走出去，坐在后排的我还能听到他们的说话声。
哪怕是自己单位里的例会，谈的是小圈子里的事，在座的都是熟人，这样的举止也会让人不舒服，何况是一个国际场合。但是很奇怪，我发现自己大概是唯一被黄吴二位的离座分神的人（而且至今耿耿于怀），其他人的目光还是汇聚在主席台上。在发言过后，立刻有很多只手举了起来，向发言者提问。
我觉得很不解：是我小题大做反应过分吗？好像未必。从我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经验来看，会议期间手机铃响的情形不算少，但在会场内接听是很少的，起身离座同时和对方保持对话状态则更罕见。而作为被请来的国际贵宾，同时在自己国内也是很有身份的精英，在这样一个重要的讨论国家形象的场合如入无人之境，我只能用令人“瞠目结舌”来形容。
感谢芮成钢，他的话回答了我的疑问。芮在抢过奥巴马给韩国记者的提问机会时说：“我可能会让你失望，奥巴马总统，其实我是中国人，我想我可以代表亚洲，我们是这里的成员之一。”
很多人都把注意力放在“我想我可以代表亚洲”这几个字上，但我却觉得“其实我是中国人”更耐人寻味。“其实我是中国人”啊！——所以你就不要用那些规矩和惯例来束缚我，我不信那个邪，我就是要抢在别人前面出这个镜头。为什么？就因为我是中国人。
新加坡和中国关系非常密切，成千上万的中国官员在那里“学习”，所以新加坡人对这样的“中国人”不但见多不怪，甚至很可能在下意识里就已经区别对待了。
可怕的是，这样的见多不怪和区别对待正在其它方面和其他意义上在世界各地被接受。中国有钱，中国块头大，今天的世界不能没有中国，等等等等，所以何必呢，我们大家都不要太计较，眼开眼闭一点么。新加坡人不就习惯了吗？
就这样，“普世规则”正在一点一点被那个国家的“特色”所吞食。
2010-1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