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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者的革命——当阿昌遇到阿尚

孟津观兵

钓鱼爱好者历来藏龙卧虎。有上古圣王(舜帝曾经在雷泽做渔夫),有思想家大师(“吾将拽尾于涂中”的庄子),有兵家名将(韩信没饭吃时也钓过鱼),有皇帝的同学(东汉光武帝刘秀请不动的校友严子陵)。

不过,最出名的钓鱼爱好者恐怕还是姜太公本人。因为民谚有云: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因为太公钓鱼的方法非常有行为艺术先锋的派头。《武王伐纣平话》卷下:

“姜尚因命守时,立钩钓渭水之鱼,不用香饵之食,离水面三尺,尚自言曰:‘负命者上钩来!’”

直钩,没有鱼饵,还离水面三尺高……好家伙,这是让鱼参加没奖金无奖牌的奥运会跳高比赛啊!就算鱼的智商不高,也不带这么侮辱鱼的。那时候没有微博,但太公的行为艺术很快传开了。充满好奇心的周文王闻风而来,他就是太公要钓的鱼。

《六韬》是这样描述文王与太公的相遇的。那天,周文王准备出去狩猎,按照周人习俗,事前要先让太史占卜吉凶。太史是史官和历官的头,记载史事,兼管典籍、历法、祭祀等事。一个名叫“编”的太史占卜后。内容很可能是这篇周原甲骨文:

“王其囗……兹用……既吉渭渔。”(周原甲骨H11:48)

太史编(名字比较恶搞)报告周文王:“您这次在渭水北岸狩猎,将有重大收获。获得的不是龙,不是螭,不是虎,不是罴,而是公侯。上天派他当你的老师,辅佐你事业走向昌盛,后世子孙都受到恩惠。我祖先曾为禹帝占卜,得到贤臣皋陶,也是这个卦兆。”

于是周文王斋戒三日,满怀期待地去狩猎,终于遇到了坐在茅草上钓鱼的太公……一番问答之后,姜太公面试成绩优秀,周文王把太公请上车,回到国都,立他为太师。一段佳话就这样开始了。

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了这样一则传闻。周文王立姜太公为太师,为表示对人才的尊敬,亲自为他拉车八百零八步。周朝因此享有八百零八年国祚。民间传闻总是那么生动。这则调侃寄托了老百姓对贤者的爱戴,也满足了不得志书生让真龙天子为我折腰的幻想。然而,历史的多面性远比民间故事更意味深长。

屈原在《天问》里提问:“师望在肆,昌何识?”、“鼓刀扬声,后何喜?”“师望”当然是师尚父吕望的缩写啦。“昌”与“后”指的都是周文王。这两个发问透露出一个不算天大的秘密——周文王是在朝歌认识姜太公的。

那时太公还是个屠户,鼓刀扬声,杀气腾腾。也许,就像庄子说的庖丁解牛。文王不知是去买牛肉,还是考察殷商帝都的国情民生。走着走着就遇到了太公。这应是两人初次碰面。太公说了句:“下屠屠牛,上屠屠国。”此言给文王留下了深刻印象。据说文王马上让太公跟他一起坐车回去。

前面说到,鬼谷子称:“吕尚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后合于文王。”

综合各方记录,这极可能是太公第一次跟随文王。他由此结识了文王四友中的另外哥仨南宫括、散宜生、闳天。遗憾的是,太公并没就此留在周国,而是又走了几趟弯路,才在渭水边上钓文王。

姜太公干嘛要费这个周折呢?因为他是学者型个体户间谍,还没完成其它的调研课题。

太公是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他以兴利除弊平治天下为最终目标,官职爵禄权势只是推行理想的工具。如果殷商王朝可挽救,那么他就入殷;如果殷商无可救药,他就辅佐足以改变天下的新兴力量。

后来的曹操本来想当治世之能臣,但他发现东汉王朝烂到根里了,索性自己上马,当乱世之枭雄。民国国父孙中山早年上书李鸿章,后痛感满清腐朽不堪,发起革命。太公与这两位后辈的想法并无本质区别。他还要搜集更多情报来分析天下形势,包括周国的发展潜力与周文王的志向。尽管他很赏识周文王的用人气度,但在这个准备工作完成前,他不会轻易站队。

不站队不代表置身事外。不知因何缘故,周西伯(即文王)被商纣王囚禁在羑里,危在旦夕。南宫括、散宜生、闳天哥仨找太公帮忙营救。姜太公说:“吾闻西伯贤,又善养老,盍往焉。”三人搜求了大量美女奇物献给商纣王,一番周折过后,终于营救成功。想来其中少不了太公出谋画策的作用。所谓太公二就文王,应该就是指这次囚禁事件。

我可以肯定的说,通过比较当事各方的表现,太公内心已经明确了最终效力对象。但他还是没有马上表态跟周文王回西岐,反倒选择继续留在了殷商。因为还有一件大事要做。这一次,他不再是研究治国之道的学者,而是一心寻找商朝死穴的间谍。翦商战略的腹案已经浮现在姜太公的脑海中。

不用我多说,渭水边上的钓鱼故事,正是太公三就文王。周文王占卜出猎,也许是两人事先商量好的戏码。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周文王真不知情,姜太公则故意给老友一个惊喜。老友重逢,自是人生一大快事。文王欣喜之余,跟老朋友寒暄了起来。

文王问:“你很喜欢钓鱼么?”

太公道:“我听说君子乐于实现自己的抱负,凡夫乐于做好自己的事。现在我钓鱼,道理跟这很相似,并非我真正喜欢钓鱼。”

文王感到奇怪:“为什么说两者之间有相似之处呢?”

太公道:“钓鱼包含了三种权谋:用厚禄收买人才,用重金招募人才,用官职笼络人才。这就好比用钓饵得到鱼。钓丝细微,鱼饵可见,小鱼就会来吃;钓丝适中,鱼饵味香,中鱼就会来吃;钓丝粗长,鱼饵丰盛,大鱼就会来吃。用香饵钓鱼就有鱼吃,用爵位官职招贤纳士,人才就会为己所用。有了人才,以家为根基可以征服邦国;以国为根基可以取得天下。”

……就这样,姜太公用钓鱼来比喻治国之道,扯着扯着就切入了改朝换代干革命的主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战略策论《渭水对》。其历史意义如同诸葛亮与刘备的《隆中对》,朱升对朱元璋提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战略方针。

周文王听君一席话,茅塞顿开,改天换日的豪情大涨。他说“我家先君太公(文王之父季历)盼望你很久了。”(言下之意:嘿嘿,这次说什么都不能让你老小子再跑了。)周文王当机立断把姜太公弄了回去。拉车的段子有点玄乎,但他对太公的礼遇那是没得说。

总之,钓鱼者和被钓的“大鱼”皆大欢喜,明天太阳照常升起,但明日之日昭示着天下出现新的转机。在姜太公的全盘运筹下,周革商命只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

共同的利益诉求是一切结盟的前题。太公要用自己研究出的方案治理天下,而周文王的梦想是夺取天下。商朝统治腐败阻断了太公施展抱负的道路,周人与商人有着不可调和的仇恨(周人领袖季历伐翳徒之戎有功,到朝歌向商王文丁报捷时却被无故杀死)。

两人的抱负都只有在灭商之后才能实现。故而太公用钓鱼来比喻革命道理,提醒文王,舍得下本才能获得更多人才,为灭商大业打基础。人才为实现抱负而活,他们需要衣食无忧,他们需要社会地位。谁能给他们这些,他们就为谁效力;谁给的慷慨而真诚,他们就是谁的死忠。

如果人才整天为温饱发愁,根本没有精力去辅佐你完成事业。特别是脑袋挂裤腰的汤武革命事业,没有高回报,谁愿意冒这个高风险?文王不愧是一代圣王,礼贤下士,厚待人才。周国对内励精图治,对外积极剪除殷商羽翼。

一个学者型间谍的威力有多大?牵着对手的鼻子走,招招打在七寸上。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明确写道:

“周西伯昌之脱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

又说:“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

周文王死后,姜太公继续辅佐周武王。周武王尊其为师尚父,让其执掌兵权,训练大军。

《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云:“师之,尚之,父之,故曰师尚父。”

也就是说,两人既是君臣,又是师生、父子。值得注意的是,周武王的决策班子里,只有太公一个外来人才,其余的都是周族人才,如周公旦、召公奭、毕公高等。由此可见,姜太公的威望权位之高。

《六韬》里周武王与姜太公的对话远远多于周文王。而且,周武王问的几乎都是战场上的问题。这表明周国的战略规划,已经从“翦商”阶段逐步进入到“灭商”阶段。

周武王曾问太公:“予欲立功,有三疑;恐力不能攻强、离亲、散众,为之奈何?”(《六韬•三疑第十七》)这是问弱军打败强军的总体方略。

他还问:“引兵深入诸侯之地,敌人四合而围我,断我归道,绝我粮食,敌人既众,粮食甚多,险阻又固,我欲必出,为之奈何?”(《六韬•疾战第三十三》)由此看出,周武王考虑过最坏的打算——挥师攻商反被包饺子。

还有很多具体环境的战术应对,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你只需要知道,我们的姜太公师尚父没有回答不了的军事问题。道、天、地、将、法五个赢得战争的条件,周武王君臣占了四项,只欠了一个天时。

时光飞逝,周武王即位第九年,与天下八百诸侯会盟于孟津,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史称“孟津观兵”。师尚父在渡河时,向全军发布命令说:“集合你们的兵众,把好船桨,落后的一律斩杀。”

此时的姜太公,全然没有了学者型间谍的神秘气息,完全是一副军事家杀伐果断的霸气。周军渡过了当时还很清澈的黄河,与会的八百诸侯众口一词——商纣可以讨伐!但周武王却说:“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你们不了解天命,现在还不行)。”于是退兵了。

周武王临阵退兵,姜太公没有阻拦。因为他俩都很清楚,伐商的时机还不成熟。商王朝虽然政局黑暗,但还有很强的实力。这次观兵最根本的目的,在于试探天下诸侯是否真心叛商从周。试探结果是诸侯们确实跟殷商王朝离心离德。既然目的已达到,见好就收吧。

孟津观兵两年后,情报部门传来的消息令人心动。商纣王的昏乱暴虐变本加厉。他杀了王子比干,囚禁了箕子。太师疵、少师强也抱着乐器逃亡到周。商王朝的上层人才基本消亡殆尽,与周武王人才团队完全不在一个实力等级上。于是周武王给诸侯发通告:“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殷商罪孽深重,不可以不讨伐了)。”

周军倾巢而出,向东方进军,师尚父任总指挥。周武王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周军再次渡过黄河,在孟津举行了第二次诸侯会盟。灭商统一战线正式成立。武王在联军誓师大会上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战前动员,史称《太誓》。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按照周人的传统,大事需要占卜吉凶。不料,占卜的结果却是大凶,更糟的是,天气突然转为狂风暴雨雷鸣电闪。

包括大圣贤周公旦在内的众人都惊恐万分,认为上天发怒,不宜出兵伐纣。周武王心里也打鼓,犹豫不决。

兵谚:三军之灾,生于狐疑。姜太公一把丢开蓍草踩烂龟甲,喝声道:“枯骨死草,何知而凶!”正是这一股敢与老天爷叫板的凛然霸气,促使周武王下决心起兵伐纣。

周军有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商军兵力占优,十八万人(《史记》说法是七十万,此处从《尉缭子》说)。这是一场以寡击众的硬仗恶仗。深通兵法的姜太公身先士卒,亲自率领百人敢死队为全军尖刀,冲击人数众多的殷商军团……

《诗经•大雅•文王之什•大明》赞曰:“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最终,周军在牧野之战大破商纣王的十八万大军,建立起了国祚最长久的周王朝。

灭商之后,周武王推行了一系列善后工作,包括“散鹿台之钱,发巨桥之粟,以振贫民。封比干墓,释箕子囚。迁九鼎,修周政”。很多措施都是师尚父的建议。周武革命成功,姜太公“功冠群公,缪权于幽”(《史记•太史公自序》),他的事业也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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