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谈网记者周洁编译）在我的从医生涯中，直到五年前，我没太想过器官移植的事，因为这与我在临床和研究中所处理的老年病患者没多大关系。然而，2007年我在悉尼看到了一个由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移植学会主办的早餐研讨会的广告，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将做“中国强制摘取死刑犯器官”方面的演讲。尽管这个问题已在网上和零星的新闻报道中出现了多年，但之前我并没有注意到。
那天的演讲让我震惊，促成我加入了“反对强迫摘取器官医生组织”（DAFOH）的工作。不久，我应邀加入DAFOH的医疗咨询委员会。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因为我不是外科医生，也不是移植方面的专家，但我感到自己必须去做，不论何种方式，只要力所能及。
就在我的名字被列入DAFOH、并在我的电子邮件签名档里新添了一条DAFOH的引句后不久，一名自称在悉尼大学攻读更高学位的中国学生与我联系。他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几乎每天都给我写电子邮件，以求证明DAFOH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在这些“公报”过程中，他书写的流畅程度大幅提高，象是另外有人从他那里接管了给我写信的任务。
他提出要来我的办公室亲自见我。由于他的极度坚持，最终我同意见他。他本人比在信中表现的更咄咄逼人，他坚称这一切只不过是为了抹黑中国政府的宣传，甚至宣称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天安门屠杀，至此我发现这个人根本就不可理喻。
这次会面后，他继续给我发电子邮件，虽然我已不再回复，因为我意识到他不大可能真的是一名学生。他没能提供他所上课程或是授课老师的任何细节，他留下的姓名在国际留学生办公室里查不到这个名字。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花这么大力气来试图改变我的想法，阻止我宣传DAFOH的工作。
然而，其他注意到我新签名档的人大多很支持，甚至感谢我提醒他们关注这一情况。我的很多同行看到DAFOH公布的事实为之震惊，并对强摘器官这么多年来如此大规模的发生，国际社会竟没有采取明确行动或制裁感到不可思议。有些同事虽然已经听说过，但觉得似乎不可能干预到中国的内部事务，或者觉得这与自己的行医没有关联，与中国以外的医疗政策和做法也不相关。
但是，这种关联是存在的，并为我们提供了采取行动的许多途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移植协会几年前就决定，澳大利亚的移植培训计划将不再接受中国的医生，除非他们签写书面保证：返回中国后不再使用囚犯器官作移植。该政策在澳大利亚一实施，就再也没有中国的移植医生来接受培训了。然而，绝望的澳大利亚公民仍然前往中国做器官移植，也许他们并不知道那些一应俱全的移植器官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很快我就清楚地意识到，要使强摘器官的暴行广为人知，并希望停止这一暴行，必须把这一问题引入到主流媒体、专业协会及其出版物中。在过去一年里，移植医学界里大多数同行评审的主要杂志在其社论文章中都对这一问题给予了重要地位。这些出版物采取了强大的统一立场，抵制任何来自中国或另一些国家的学术文章，因为无法验证那些器官的来源，及无法验证其获取器官合乎伦理。
与此同时，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终于公开承认，中国绝大多数的移植器官来自死刑犯。这些事实现在已成为正式的公共记录，中国国内外的医学界人士都不能再称自己不知情。然而，这一消息尚未在国际上以一种主要方式传遍主流媒体，移植医学界以外的绝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强摘器官发生的规模和严重程度。反对不道德的强摘器官需要在各个层面展开。
作为医生，我们恪守防止伤害的誓言，这包括保护那些正在受他人伤害的人。作为人类，我们也应该这么做。
（本文摘译自澳洲皇家内科医学院院士、悉尼大学医学院教授Maria Fiatarone Singh在《国家器官》一书中撰写的论文“医学的使命”。）
State Organs: Transplant Abuse in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