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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朗:难过的日子

2014年6月4日,香港维园18万港人烛光纪念六四事件25周年,众人高唱《自由花》。

六四之后的历史,演变至今天这个地步,超出常理和预期。一年一度的纪念日,中国大陆都是严防死守,外松内紧;而今年则是内外双紧,登峰造级。这并不单纯因为六四25周年这个日子,而是与当下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内外的尖锐冲突,经济、政治、社会全面呈现危机的局势有关。“中国模式”由“盛”而衰的景象,好像五年前倾国家之力打造的奥运会一时耀眼夺目,但是连闭幕式的烟火还未在脑海中散尽,那些奥运场馆就已经荒芜成废墟。

我们先来看看经济。1992年邓小平南巡打破六四之后的政治经济双双倒退的局面,开始以“改革”之名的“市场化”进程。然而,它不是建立在1986年以后的政治改革研讨和十三大方针的基础之上,而是锁住政治体制改革,打开经济大门,不择手段追求GDP以“强党强国”。这是史上最不公正的经济增长和财富暴发过程,建立在血汗工厂之上,通过对土地及各种资源破坏性掘取,强拆公民房产、野蛮“城市化”,令国企职工下岗甩包袱而实现的。GDP数字与人民福祉、社会公正非但不是正相关关系,反而是相当程度的负相关。如果像英国最近宣布的那样,将性服务和非法毒品交易纳入GDP计算的话,中国GDP或许成为世界第一也未可知。然而,那样一个不公正的经济增长注定是不可持续的:世界工厂不再了,资源耗尽了;铁路公路机场修得差不多了;政府救市印钞票通货膨胀已经高不可攀了;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城市化运动走到尽头。中共十八大以后的强权“反腐”使石出而水落。虽然没有精确统计“官员经济”占GDP的比重有多少,但是大量餐饮业、礼品业、药品业、洗脚按摩业、高尔夫及高级会所业等或关张,或生意冷淡,足见其在GDP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各级政府公司化运作模式发生了供应链中断;国企高管人人自危心不在焉;民企老板唯恐财务不安全,纷纷转移资产和移民。

再看社会。两个月来,中国各地刀光血影,枪声阵阵。社会几近“内战”状态。这第一战是反恐。大练兵、大演习,开启武装执法模式。比如,南京官方宣布,自6月3日,交警将“持枪护学”,早晚在校园周边执勤。警察真枪荷弹,提高速射培训,配发子弹增倍,并被授权遇暴恐分子,无须警告可直接开枪。在要“敢于用枪”的新令下,连日来,警察枪击死人事件频发。仅5月30日就曝出两起:一起发生在云南曲靖罗平县,一位名叫陈学理的村民,见民警与其他村民发生冲突,上前劝架,结果反被民警打死,尸首被警方抢走,而官方通报称这是“枪支走火致人死亡”;另一起发生在贵州三穗县,乐德宏与妻子发生口角,喝过酒后拿着菜刀寻找妻子时被打死。在中国当下,警察权的扩大,并不一定意味着公民人身安全保障的增进,反而是增添了不安全感和恐怖感。有律师和知识人对此发表意见说,警察等强力部门是中国最缺少文明素养、最少民权观念、最远离有效监督和最常滥用权力的机构。在没有同等甚至加倍扩大民权和对警察权的严格司法审查下,警察权的扩张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除了武装执法之外,中国也开启了全民反恐的新模式,即:街面威慑,情报预警,公众参与。深圳成立了首家街道反恐民兵分队;北京则是从5月29日进入社会面反恐模式。各区县群防力量全部上街巡逻,每天有85万志愿者上街,9个地铁站人物同检,22个进京检查站逢车必查;31条公交线配备乘务安全员;10万信息员收集涉恐情报,街头修鞋匠也成为侦察员;群众举报涉恐将获得奖励。这种全民皆兵的天罗地网,对于50岁以上的中国人唤起的是“文革”记忆。

这第二战是维稳。以“寻衅滋事”罪名刑拘知识分子、律师、记者、基督徒、公民的人数达到了64之后抓捕之最;有关部门驱赶和造访各种有“案底”人物;微博、微信统统在控制之列,防民之口如防川。北京地铁甚至在2号发布通知:“自明日6月3日(周二)17时起至另有通知时止,地铁1号线木樨地站A1、A2出入口采取封闭措施。”而反恐和维稳混在一起,反恐即维稳,从5月27日浙江省公安厅举行的反恐维稳汇报演练中看得一清二楚。现场图片显示,警察对抗的是举着“拒绝强征”牌子的上访民众。

这第三战是打老虎。据公开报道:“十八大后落马省部级官员超30人,接近前10年一半”,“能源领域今年已有近16名官员和高管落马”。在展览反腐战绩的同时,揭示出了这个出产贪官的体制不可救药。

总之,“敌人”越打越多,越抓越多,社会越不安定,人心越是惶惶,它彰显出了官方所谓“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荒谬。至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也在“时刻准备开枪”的状态中不知去向。然而,透过这些必须看到,日益成长的民间社会和公民意识的觉醒,还有人心向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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