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谈网记者周洁编译） 2012年3月，我在香港见到了瑞典汉学教授罗多弼（Torbjorn Loden）。他告诉我他在香港城市大学教课时曾在课堂上问了40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对“六四事件”有何了解。1989年的那场亲民主运动以流血镇压结束。他还问他们是否熟悉刘宾雁和方励之这两人的名字。刘宾雁和方励之是那个时代中国倡导民主的著名人士。所有这些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面面相觑，无语，困惑。
这让我想起了另一名教师告诉我的事。她曾问她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是否听说过在1960年代初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中饿死了3000万到4000万人。那些学生的反应是惊呆了，仿佛她这名香港教师在肆无忌惮地捏造历史，来攻击他们的祖国。
我和罗多弼坐在一家安静的越南咖啡厅里。讲完这些故事后，我俩都绷着脸，说不出话来。此后，每当想到中国这种举国失忆的现象，都会象刺一样扎在我的心上，不时地伴随着对往事痛苦的回忆和对这种失忆的思索，折磨着我，挥之不去。
如今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是否已成了失忆的一代？是谁造成了他们的忘却？是通过什么方式让他们忘却的？我们仍然记得过去的老一辈人是否应对年轻一代的失忆负责？
这里所谈的失忆，是指抹去记忆的行为，而不是自然的遗忘过程。时间的推移可以使人忘却。然而，抹去记忆是主动的让人失去对现在以及过去的记忆。
在中国，删除记忆正在把年轻一代变成选择性记忆的自动机。对历史与现在的记忆，“昨天”和“今天”都在经过这个统一的删除过程，丢失得无影无踪。
我过去曾认为，历史和记忆总会战胜暂时的脱轨，终会回到应有的位置。现在看来真实的情况正好相反。在当今中国，失忆战胜了记忆；谎言在“超越”真相；捏造已成为用来填补历史空隙的逻辑链。即使是对刚刚发生事件的记忆，也在以令人眼花缭乱的步伐所抛弃。
1949年以后革命完全吞噬了中国。革命创建了政权，创造了历史，也创造了我们当前的现实。人们的记忆和被管制的记忆，人们的忘却和被管制的忘却，都是由国家决定的，用革命性的战术来系统性实施完成。
历史的细节被从记录和教科书中选择性的删除了。事件的详情仍然留在老一辈中国人的记忆里。在1930年代开始的抗日战争中，那些在前线流血的士兵和平民的名字，所有这些都被精心地筛掉了。
在1949年内战结束后，一个人的狂热把整个国家推入了疯狂的建设步伐，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维持着一种永久性战争状态的狂热气氛。
但这些运动中的悲惨经历已经被从人们的集体记忆中抹掉了，放到一边，永远封藏。
大跃进，强制性全国范围内的大炼钢铁，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饥荒，造成3000万至4000万人饿死——后来被归咎为是“三年自然灾害”，和10年的文革灾难，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实在是太荒谬！太残忍！讲起来太难过！因此，很多人不愿把这些痛苦的回忆告诉年轻一代。
在1970年代末与越南那场毫无意义的战争中，死了多少中国人或是越南人，没有写下只字片语。几乎没有人质疑1983年严打犯罪分子的运动——以有伤风化的名义把在公开场合亲吻的人投入监狱，处决小偷小摸。
虽然整个世界仍然清晰地记得1989年6月4日学生运动的悲惨结局，但在中国，发生该流血事件的国家，那痛苦的记忆丢失了，听到的是为中国经济增长和影响力提升而欢呼。
还有哪些记忆不见了？近期发生的一切：因不卫生的卖血造成的艾滋病疫情；数不清的非法煤矿爆炸案；发生在黑砖窑里的现代奴隶制；猖獗的生产毒奶粉、毒鸡蛋、毒海鲜、地沟油、致癌的蔬菜和水果；强制堕胎；暴力强拆；虐待上访者。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关于这个国家或这个政权任何负面的消息都会被从公众记忆中迅速抹去。通过审查报纸、杂志、电视新闻、互联网及任何能保留记忆的东西来删除记忆。
中国已故作家巴金曾有一个保留记忆的梦想——在中国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那场发生在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革命”把整个国家变成了一座疯人院。
我也有一个天真的希望：希望有一天在天安门广场上立起一座纪念失忆的纪念碑，上面铭刻着我们国家在上个世纪所有痛苦的记忆。
我相信，真正伟大的人是那些有勇气记住自己过去的人，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是有勇气记录自己历史的国家。
（本文译自阎连科于2013年4月1日发表在《纽约时报》的文章，题为“在中国由国家造成的失忆”。译文有删节。）
原文：On China’s State-Sponsored Amnes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