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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器官交易:下单订购心脏

(博谈网记者周洁编译)“今天上午刚发生的一起骇人听闻的死刑执行。本周最高法院联系省高院一起已裁定的死刑复核准备再研究,而中院没有通知亦没有安排亲属临别会见,即迅速执行了。原因就是让死囚签订‘自愿’捐献器官,怕影响了器官质量,执行在医院进行的。这些丧尽天良的法官、医生,将医院变为刑场、变为器官买卖的市场!”2012年12月6日,当北京律师韩冰发布这条最新微博时,想必已知道他在让自己身陷险境。他的帖子在新浪微博上疯传。韩冰代表当事人家属宣布“我们计划上诉”。

韩冰的帖子在一天内被转发了超过1.8万次,5600多人发表了评论。然后该博客就被删除了。

这并非孤立事件。本身也是器官移植医生的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2012年在医学杂志《柳叶刀》里报告说,中国每年所做的肾脏、肝脏、心脏和肺的移植超过1万起。他的统计数据显示超过60%的移植器官来自被处决的犯人。坦白得让人吃惊。直到几年前,中国政府还矢口否认所有质疑中国器官移植做法的外媒报道,称是宣传抹黑。

为了延长另一个人的生命,一个人及时地死了。中国的移植系统让这成为了可能,以进步的名义,以金钱的名义,包括赚西方人的钱。

在中国,处决了多少人是国家机密。据估计,中国每年大约处决4000人。处决的手段是子弹击中脑部,或是注射死刑。内部人士报告说,移植医院与监狱合作,派出自己的团队去摘取器官。很可能那些医生也参与了行刑。

在中国,对如何进行注射致死又不损害器官做了深入研究。曾任辽宁锦州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在政治丑闻后被判长期监禁。他曾主管过一个法医心理研究所多年。王立军发明了一种崭新的器官保护液,能让被注射死亡的犯人器官无损,仍能成功移植。2006年,王立军对处决方法的研究为其赢得了中国著名的“光华创新特别贡献奖”,奖金相当于约20万欧元。他在获奖感言中表示,他的成果来自对几千人的实验,并称该经历令人精神“震撼”。在世界其它地方,这些消息引发公愤。

律师韩冰和当事人不知道12月份被处决的那名男子的器官给了谁,但是却有西方病患公布了他们在中国所做的移植手术。

史提克利玆(Mordechai Shtiglits)跟太太居住在离以色列第二大城特拉维夫(Tel Aviv)不远的佩塔提克瓦(Petah Tikva)。他63岁,虽然体重120公斤,却精神奕奕。他爱吃牛排,与家人在一起是他最快乐的时光。当他太太在客厅里给客人倒咖啡时,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相册,里面是那次去中国的照片。那次本来可能会是他生命的终旅。

2005年11月,史提克利玆坐着轮椅被推上了飞机,他连走一步路的力气都没有。他太太和大女儿陪他到了上海。抵达的那一天,史提克利玆被送进了中国最大的器官移植医院之一中山医院,住进了一栋现代化大楼,那些病房专门预留给外国人和富裕的中国病患。在那里,史提克利玆遇到了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香港的病患。他们和他一样,都在等候着接受救命的手术。

史提克利玆的心脏已经不行了,他面临着生命的完结。他的心脏功率仅剩10%,幸运的话,这仅能维持他不死。他出现过多次心脏骤停,每次都被从死亡边缘救了回来。有些夜晚,为了能够呼吸,他必须整夜坐着。

他在特拉维夫附近的社巴医疗中心(Sheba Medical Center)住了一年半,等待一颗新的心脏。但在以色列,捐献的器官通常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少。于是他的家里人开始自己想办法。史提克利玆的儿子上网为父亲寻找心脏。他在所有地方听到的答复都是一样的:“是的,您可以来,但是等待心脏的时间至少要好几个月”。

但是,他们家认为史提克利玆没有时间了。于是他们的选择指向了中国。在中国,自从国家大幅削减给医院的经费后,许多医院靠买卖器官支撑。在那里,你可以在两三周内获得一颗新的心脏。如果幸运的话,像史提克利玆那样,整个过程来得更快。

在他抵达上海一周后,为他做手术的中国医生就通知他在第二天就可以接受新的心脏。史提克利玆得悉,那名“捐献者”22岁。他没有追问那人发生了什么,“那时我病得很重,站在死亡的门口”,他这么解释说,“他们暗示说那人死于车祸。”

这是极度不可能的事。虽然中国每年有6万人死于交通事故,但是中国的医生不可能事先知道哪个人即将车祸身亡,而且中国至今还没有一个迅速配送器官的中央系统。

中山医院出具的出院证明显示,史提克利玆那颗衰老的心脏是在2005年11月22日取出的。里面仅有史提克利玆入院时的诊断、一些化验数据及服用和推荐服用的药剂。在这类文件中惯例该注明的器官来源者及植入器官的信息则只字未提。

至2011年,中山医院共做了300颗心脏移植。《时代周报》询问中山医院与哪些机构合作进行的移植手术,该院领导不予答覆。世界卫生组织要求的“透明且允许国际人员调查”的做法在这里行不通。

亚寇卜•拉维(Jakob Lavee)是史提克利玆多年的医生。作为该医院心脏移植中心主任,他早已不对史提克利玆抱有希望。但他在那一天,看到史提克利玆高兴地宣布自己将要飞往中国,并在两周内接受心脏移植手术。“我对他微笑道:这是不可能的”,拉维回忆说,“可是他却认真得不可动摇。”一个肾脏或是部分肝脏可以从活人身上取得。拉维听说过病患飞往中国换肾的事,但是换心完全不同,“若要获得一颗心脏,就意味着另一个人必须死亡。”

拉维的患者中,史提克利玆是第一个飞到中国换心的人,但不是最后一个。这位移植医生注意到了12起案例,其中有一两人死亡,其他人如同史提克利玆那样回到以色列,状况稳定。身为医生,拉维当然希望他的病患得到最好的治疗,但并非不顾任何代价。“即便是对我自己”,他说,“我也不会去中国,即使意味着我不得不死去。”但拉维也说:“我并不是指责那些患者。我了解当一个人生命危急时会去抓任何一根稻草。”

史提克利玆从中国回来后,拉维继续为他治疗。身为心脏移植权威的拉维为史提克利玆的健康进展感到高兴,同时他展开了政治性运动,反对其他病患到中国去换心脏。

以色列的医保制度让史提克利玆能轻易地飞往中国。那时所有在外国做移植手术的病患都可以得到以色列医疗保险的报销。史提克利玆说,他整个手术前后共花了17万美元,包括他和太太、女儿的头等舱机票,在上海住宾馆的费用,六周里聘请一名翻译和特别看护的费用,及治疗费和药费。

17万美元在器官买卖行业里不算大数,中国是这一领域最廉价的“供应商”。但是仅凭史提克利玆自己很难支付这笔费用。即便只需6.5万美金的换肾手术,对250位前往中国进行移植手术的以色列患者而言,自己也负担不起。于是拉维决定必须停止这种报销的做法。

他在医学期刊上发表文章,马上获得了以色列媒体的关注。他也上电视与史提克利玆进行讨论。他还组织了一个由以色列器官移植协会举办的会议。拉维成功了!2008年,以色列通过了移植手术法,禁止给在允许器官买卖国度所做的移植手术报销。

拉维报告说,自从这项法令生效后就再也没有以色列人到中国做器官移植了,但他的使命还没结束,器官旅游这一国际问题仍在继续。

中国政府容忍器官交易。处决给移植提供了器官,这令人发指,但这还不是全部。还有另一种嫌疑,甚至更加糟糕:强制从良心犯身上摘取器官。要不是加拿大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和加拿大前国务部长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我们会把这一切臆想成是恐怖小说《人肉》的作者欲翻拍的电影。自2006年以来,他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搜集事实和报告。2010年,他们俩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2012年秋天,美国国会将他们的研究结果纳入考量。

麦塔斯和乔高的报告表明,在中国,劳教所里的囚犯也被杀。他们的研究涉及炼习佛家打坐的法轮功修炼者,他们并没有被判死刑,但因为他们的器官适用于某一病患而必须被处死。

这是真的吗?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遭到迫害这是事实。麦塔斯和乔高试图让他们的研究独立于法轮功学员的陈述。他们不仅收集法轮功学员在监禁中受到医疗检查方面的材料,也搜集那些在劳教所里失踪者的信息,以及遗体被发现少了某些器官的情况。他们还采访到中国做过肾脏或肝脏移植手术的外国病患,甚至成功地质问过当年从法轮功修炼者身上摘取器官的同谋。

他们记录了调查员冒充患者或亲属向中国的移植中心打电话询问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情况。在2006年3月打给中山医院的一个电话录音中,当致电者询问是否移植手术可以用到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时,一位医生马上答道:“我们这儿都是这类的。” 法轮功修炼者因其通常良好的健康状况被视为特别合适的器官供体,而刑事罪犯大多感染了乙型肝炎。

维也纳大学法学教授、前联合国酷刑专员Manfred Nowak表示,麦塔斯和乔高的指责“基于非常好的研究,而且非常决然”。一条重要的线索是,中国移植手术数量强劲上升的时段也正是法轮功修炼者遭受迫害的时期。Nowak以联合国的名义,强烈呼吁中国政府给出所有这些移植器官来源的准确数据。Nowak报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总是断然驳斥这些指控是“宣传抹黑”,却从来不反驳。

2012年7月,来自全球5000多名专业人士来到柏林,参加第24届国际器官移植医学大会。在柏林国际会议大厅的门口,法轮功修炼者摆起了一个摊位。一名漂亮的亚洲女子在给与会者发送传单。她的名字叫刘薇(音)。

她回忆说,2001年9月,她在中国时因为忘了把法轮功的传单藏起来,结果被逮捕关押了16个月。40岁的刘薇说,那时她是德国CTC在北京的员工。在监狱里她遭到殴打,并被剥夺睡眠加以折磨。她描述了有一天,有一组人,10个医生、10名警察来到监狱里。“只有法轮功学员被叫到”,她说。他们对她抽了血,用超声波扫瞄了她的体内器官。那些医生还询问她有没有什么家族疾病。她说,共做了五、六次这样的检查。她从来没有听到过化验结果。

在监狱里,持续的巨大压力令她难以承受。她开始佯装疏离法轮功。“我感觉自己好像已经死了”,她说。“可是我还年轻,希望活下去。”

2003年1月她被释放后,CTC重新雇用了她。一年以后她移居德国。她说:“我当时太幸运了。显然在那段日子里没有哪个病人需要我的器官。”

当刘薇在外头发传单时,来自夏丽特医学院的国际移植大会主席Peter Neuhaus致了开幕辞。他说看到160位中国同行来到柏林感到尤其荣幸。当一名记者提问关于中国摘取死刑犯的器官时,Neuhaus回答说:“存在这个情况,这毫无疑问。”但他说,中国卫生部副部长两、三年前就向他保证过,中国再也不希望发生这种事。

中国政府的确“注意”到了很多事,包括没忘记让北京律师韩冰发布的消息在互联网上销声匿迹。

(本文译自德国《时代周报》(Die Zeit)2013年3月7日刊登的Martina Keller的文章“下单订购心脏(Herz auf Bestellung)”英译版。译文为节选。)

原文链接:ORGAN TRADE – Heart per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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