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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金融幻梦——取代香港的故事

去年九月,上海自由自贸区成立。然后,又是一轮会否取代香港的新闻、评论云云。如果你对中国金融新闻,有充足的记忆,你会对这一切感到纳闷。这些言论,第几次出现在报纸上、电视上?事实上,这些金融实验,已经持续了三十几年,到现在还未停。因为,这是中共脱离经济、政治困局的主要手段,亦是其意欲摆脱香港的必然之举。

学习阶段——深圳

经历文革浩劫,邓小平接手的,是一片经济和政治焦土。为求生存,必须改革。而经济特区,就是一个既能学习如何改革,又能避免改革出现混乱的手段。深圳,则成为学习香港的模型城市。早期的深圳,确实有一切皆从香港复制的构想。当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已经胎死腹中的特区货币。

八十年代中期,深圳曾经构思,使用独立于人民币的特区货币。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港元在深圳取代人民币,成为主要交易货币,其汇率亦节节上升(在1980年代初,官方为100港元兑35人民币左右,但在黑市则高至100港元兑55人民币,到1984年,已去到100港元兑63人民币)。据1982年国务院的《当前试办经济特区工作中若干问题的纪要》估计,深圳居民持有的港元达一亿元以上。于是,中共考虑在深圳发行特区货币,以抗衡港元对深圳的经济影响。假如当时中共真的下放权力,由深圳独力发展,深圳就会变成一个拥有自己货币,甚至在政治和经济模式上皆迥异于中国其他地方的自由市(一个地方有货币发行权,实际上已与国家无异)。

但最后,中共搁置了这个方案,其当时的理由是“涉及其他特区,造成一国两币,问题复杂,弊病太多”。事实上,中共虽然想复制香港,但它绝不能允许另一个如香港的自由都市出现在国内。后来,当人民币流通量渐趋稳定,成为主流后,特区货币就成为历史遗物了。今日的深圳,虽然是中国最富有的都市之一,但终归是中共经济规划的附庸,而非独立于中共的自由市。因此,它必须依赖政府提供的政策优惠及邻近的珠江三角洲制造业,去维持其经济发展,而不能独立行事。提防境内城市因为经济自主而失控的隐忧,在中共之后的金融实验中,不断重复出现。

分庭抗礼——上海

在深圳成功“摸着石头过河”,并且发展为中国沿海经济重镇后,上海数十年来的经济中心地位,受到挑战。但在六四屠杀后,以江泽民为首的上海帮得势,成为中共领导层,上海终于在九十年代,开始经济改革。凭借其自身根基以及国家的全力资助,上海再次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和深圳不同,上海并非改革的实验场,亦非远在边境,而国家领导者又是上海人,因此,上海受到的信任和资助远非其他特区可比。此之所以,当香港经济在金融风暴后衰退,而上海经济节节上升时,香港替代论就首次出现。

诚然,以当时中共对上海的全力资助,确实能令人有如此错觉,但问题好快就浮上水面。其一,是金融软件的建设。最明显的例子,是股市。作为恒生指数的复制品,上海证券交易所综合股价指数(上证指数)理应是方便全国顶尖企业集资的平台,结果却成为了官员、豪强圈钱及投机者掠夺的地方。短短廿三年间(1990-2013),上证指数已经经历8次股灾。每一次的原因,都是政府监管不足,任由大量劣质公司上市,以融资、招股为名,欺骗投资者,或是政策丕变,大批企业受到牵连。单是2014年头五个月,A股总市值和流通市值分别损失6357亿元和4122亿元。一个金融监管如此差劣的城市,以及数年一次的股灾,岂能令投资者放心?

第二是权力斗争。国家领袖是上海人,确实对上海发展有大帮助,但正因如此,上海比其他地方城市更易卷入权力斗争的漩涡。尤其是中共本身是多头领导的独裁体制,权斗更是激烈。例如在零六至零八年发生在上海的社保基金案,就导致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捕并入狱十八年。这些政治巨变,对一个城市的发展,往往是致命的。而上海之难以取代香港,就是无论在经济系统建设或是政治稳定性,皆远远不如后者。

从深圳和上海的例子,可以窥见中共经济改革有几个特点:

一.中共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借改革取得足够的资源和技术自救,维系统治。

二.对于资源、技术以外的东西,如经济系统的建设、资本市场的监督,其实不甚了了,以及后知后觉。

三.当经济改革影响中共统治权力,中共将毫不犹豫以稳定为基础,将进一步的改革扼杀。

结论是,中共头三十年的经济改革,本质上和洋务运动一样:迷信片面的物质力量,意图挽救摇摇欲坠的政权。所不同的,是他们迷信的对象,由船坚炮利改为万能的资本。但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他们终于发现,这一套无以为继。

未战先败的取代者——前海

为何说中共经济改革三十年后,中共发现赖以为生的一套无以为继?最主要的原因,是多年的经济增长,已经开始停滞,而更重要的是,他们根本无法复制香港的金融服务业到大陆的经济特区。深圳和上海这些大陆经济都会,始终无法得到国际认可,令他们的金融活动,只局限在国内。中国企业以及政府想进行国际金融活动,到最后只有靠香港这唯一的通风口。国际集资?要到香港做。公司会计审核?要到香港做。国际认证?要到香港做。中共对香港,虽然一直利用,并取得巨利,但终究无法全面控制这个自由都市。因此,中共的计划,就是在国内建立替代都市,以经济合作、学习港式管理为名,将香港的一套彻底复制,到时就可以不经香港,进行国际金融活动。这,就是设立前海特区(全名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真正目的。

但这个来势汹汹的计划,转眼就遭遇到挫折。因为要建立这个特区,就要面对一个问题:治外法权。在设立前海特区时,就提出“在会计、法律、估值、培训、考试等专业服务业方面,采用香港的监管制度”,而意欲投资的香港金融界,亦要求“可否在前海这块区域内适用类似香港中环的国际化商事仲裁法则”。就是说,前海这个特区,不用中国法律,而用香港法律仲裁。这不是治外法权,是什么。结果如何?“但很快遭到国内人士反对,认为这是治外法权的变种,意识形态上就失败了。”中共领导对于这种抵制如何处理?“冯国经发现,这方面仍没有来自中央政府的明确信号。‘仍然只有深圳市政府在强调前海计划单列市、深圳作为特区等在立法权方面的优势。’”也就是说,中共设立这个新特区,却始终不敢承认要建立治外法权。实情是,吸收香港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这些大陆官员,是多多益善的;至于要按照香港的方式,秉公办事,你要我们食西北风吗?终究,这个所谓新特区,不过是叶公好龙的玩意。真龙一出,就现形了。

自由贸易区——无计可施的旧酒

那,新近的上海自由贸易区是什么?其实,只要读完上述的分析,就只有一个答案:租界。设立一个经济特区,单用政策、税务优惠,已经不合时宜。建立像香港的自由市,风险太大。引进香港法律,监管制度,来建立一个大陆版香港金融中心,又是失败。想继续经济增长,只有一条路:就是划一块地,实实在在开放市场,政府退出干预。介绍上海自贸区的文件,就清楚写明“实行政府职能转变”。什么叫“实行政府职能转变”?就是政府停止干预市场运作,法律亦需公平执行,各项管制亦应撤出。对一切皆须由我控制的中共,这不是租界,又是什么。而为了避免影响中共的权力和经济,这块地只是一个试验场,失败了也只是一地之事,不致牵一发动全身。

老实说,这行事方式和三十年前改革开放,设立经济特区,又有何异?所不同的,是这次中共的身段更低(干脆任洋人在自贸区兴风作浪,也不再说什么国家尊严),但阻力也更大了。据报导,这个计划,是由身为总理的李克强强行通过,受到不少既得利益的反对。其实,这应是预料之中的。如果上海自贸区成功,那就等于说,中共的各种政治和经济干预,是多余且有害的。那样的话,就会引向一个中共最不愿见到的结果:因经济改革导致政治改革。而真的跟随国际自由贸易的玩法,那些年中拿国家巨额资助,在商业上运用各种特权行事的国企,又如何存活?这种循序渐进的改革,在今日,也是不容于党了。

总结

由邓小平改革开放时,中共就一直想将香港复制到大陆。但这三十几年的种种实验,都证明了它的想法,是一场春梦。毕竟,大陆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是绝不可培养出香港这个得天独厚的地方的。在此,引用顾汝德在《严防金融海啸重临香港监管文化的启示》的一段文作总结:“此外,香港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独创,可是经常被低估。中国开放将近20年时,国家领导人把香港的贡献记录下来: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进出口逾半都经香港转口或来自香港,资金涌入。若没有香港,中国内地就无法进入全球市场,像过去二十年般,顺利地将商品送往世界每一个角落。若香港欠缺能满足所有需求的金融体系,根本无法取得如此成就……香港在这个角色上仍然具有优势,是国内任何城市也无法匹敌的。根据200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中国经过三十年的金融和经济改革后,香港的银行体系,是中国唯一具备有效率受完全竞争市场的银行体系。”由始至终,就只有香港能保中共。以上引文,亦正是对中共三十几年金融实验的最佳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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